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动物“多利”绵羊1997年来到人间，既然如此，“克隆创始人”怎么可能在“多利”出生前75年访问上海呢？

　　其实，有此一说是源于被今人追本溯源认定的“克隆创始人”。他1894年把一个海胆早期胚胎（只含两个或四个胚胎细胞）的细胞分离，发育成了两个或四个完整的海胆——“克隆”萌芽就此出现了。更奇妙的是，“克隆创始人”是从生物学“转行”到哲学的，所以其哲学研究也有相对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他就是1922年10月14日来到上海，并在杭州、南京、北京、天津、武昌等地巡回演讲至1923年6 月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距今已有整整90年了。

　　壹　讲学社盛情邀请

　　1920年，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梁启超偕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当时国内哲学界对杜里舒哲学有一定理解和研究的张君劢等人有过一次欧洲之行。在维也纳，梁启超等人见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哲学家鲁多夫·奥伊肯。梁启超等力邀奥伊肯访华讲学，但奥伊肯年事已高，推荐了正当壮年的杜里舒，梁启超等便以中国讲学社的名义，正式邀请杜里舒来华讲学。

　　《申报》在杜里舒来沪前，刊出了他的简历：杜里舒（Hans Driesch），德国人，生机主义哲学家。1887年进入耶纳大学学习，两年后毕业；1890年在热带搜集动物；1891年在脱利爱斯德旅行研究；1892—1900年在那泊尔（意大利都会）德国所设之地中海生物研究所实习；1907—1908年为爱白地大学聘为吉福特讲师；1909年为哈意特大学讲师；1911年为哈意特大学二等教授；1917年转任干恩大学一等教授；1921年，任撒逊京城兰伯斋希大学教授。从“简历”可看出，杜里舒起始学业和研究均为生物学，怎么“跨行”到哲学呢？对胎生动物的变迁，杜里舒通过一个被现今称作“克隆”的实验，认为生命现象只能用活力因素而非物理化学的定律来说明。之后，他转而研究哲学，成为有科学背景的生机主义哲学家。

　　中国讲学社通过沪上各媒体，预告了杜里舒即将来华的消息，且人尚未到，“已约定之演讲题有五：杜氏之哲学；生机哲学；近世哲学史；欧美最近哲学潮流；身体与灵魂。”

　　杜里舒的行程中也有个小波折，由欧洲启程后，10月初即已抵香港，又转搭日轮“三岛丸”号到上海，10月14日上午，“11时到虹口汇山码头，但以天雾及潮小之原因，遂延至（下午）6时始到埠”。不过，即便“迟到”了，依然是“到埠欢迎者甚众”，因为大家都抱着“杜里舒此番来华讲学可以给我们一个学问上的要求的满足”的热切盼望与期冀的心态。

　　贰　一家欢喜一家忧

　　对杜里舒的到来，既有推崇的，也有担心的。此前关于杜里舒哲学思想的介绍，已多见报刊。其中，费鸿年是较早介绍杜里舒学术思想的一位中国学者，在杜里舒来华以前、访华讲学途中的1922到1923年间，他先后撰写了《生机论》《杜里舒对于生物学上的贡献》等10余篇文章，向中国介绍杜里舒及其学术思想，并向读者宣布了杜里舒即将来华讲学的消息，成为杜里舒来华讲学的“先声”。

　　1923年4月，《东方杂志》还刊出了“杜里舒专号”。同年7月，《学艺》发表了杜里舒的肖像和文章，以及三篇介绍杜里舒的生机论和其对生物学贡献的文章。

　　杜里舒来华讲学，自沪上伊始，所到各地，大受各界欢迎，自不待言。以致于杜里舒在临别赠言中表达：“吾心中第一感谢者为讲学社社长梁任公先生，最后则为数月来共事之张君劢与瞿菊农，张瞿两先生将我讲演出版为讲演集，尤为感谢。”

　　而有些人担心的，并非杜里舒的学识，而是国人对杜氏学说的热情是否持久？会不会出现“所以要接待外国学者，到华讲学，原不过请他们来点缀点缀”而已的情况？颂皋在1922年10月13日《民国日报》 “觉悟”专刊发表的评论《杜里舒来华之感想》，提出了杜里舒来华讲学，国人需做好“听讲者如有能力，须具一种恒心，始终不厌”等八点准备。否则“一个学者远道而来，一点良好的结果，没有得到，则不特杜里舒此次到中国，实为多事，就是一切的世界的著名的学者——无论其为科学家抑或哲学家——也都无来华的必要了”。

　　叁　宾主欢宴卡尔登

　　不管怎样，按国人固有传统，“接风宴”自然不可或缺。

　　1922年10月15日晚7时，在卡尔登饭店，由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大学、同济大学、讲学社、中国公学等发起的欢宴吸引了众多名流和中外来宾。宾主尽兴，一直到晚上11时方才散宴。

　　出席宴会的有：德公使代表威龄汉姆博士、德领事梯尔、同济医工大学奥林褒、怡和洋行劳兰锡，以及郭秉文、蒋百里、张君劢、赵厚生、袁叔畲、赵石民、阮介藩、郑章成等，共约50人，宴会主席是蒋百里（即钱学森岳父）。

　　与以往欢迎外宾相比，此次欢宴“程序”略有变化，除欢迎辞必不可少外，考虑到杜里舒在华要讲学多日，不必急于一时，宴会上没有邀请他“即席演讲”。而宴会之所以延续了4小时之久，除了来回翻译缘故外，席上发言者不少。致词者身份不同，发言内容各异，读来颇有一番趣味。

　　张君劢的欢迎词表达了“遇博士之欣幸”，和“敬祝博士夫妇此游之幸福”的殷殷之情；对杜里舒来华讲学作了颇高评价，“如昔印度高僧之来中土传教，及清代南怀仁等之以天文学等餐华人，均足为中国社会文化上发生极大佳影响”，所以“今者博士来华，吾人深信德国人文主义之将有以见惠，乐何如之”。继而联想到“最近如杜威、罗素等之游华讲学，吾华人实欢迎及感佩”的情形，所以“今博士应约来华讲学，吾人欢迎之心理，可想而知”。

　　杜里舒说了“今来华虽仅24小时，但见华人相待如此之亲切，实深欣感”的答谢。说到其精心研究的“哲学一科，言之极难”。所以，对“现代哲学，不宜凭空研究，宜崇重于科学为基；确有把握之哲学，更宜注意全体，而勿徒得其局部小点”。最后，作了一下“广告”，对其创导的“生机哲学”等学说，杜里舒“希望，亚洲之士，力行研究”。

　　接着，中外来宾纷纷致辞。

　　德领事梯尔指出，“现世界盛唱之和平，为表面上之和平，不啻继续战争之政策”。不过，“中德方面，甚觉真诚，实所欣慰”。鉴于席间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居多，所以，梯尔也表达了“希望中德商业以外，更能联络文化，则中德当愈亲洽”的心意。

　　德公使代表威龄汉姆，不愧为博士，且对中国文化涉猎匪浅，在发言中多有引经据典，令人瞩目。威龄汉姆认为，“哲学一科，中国已早有之”。他举例说，“如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极有道理。又中国有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一说，亦足证中国之有道也”。根据威龄汉姆的观察，“东西两方现渐接近”，所以“此后更希互相研究”。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发言中提到，只有考虑各国文化上必有特点和须互相交换各国文化之特点的两要点后，“从此可以建设特别世界新文化”。

　　因杜里舒一行10月16日要到杭州西湖游览3天，19日再回到上海，所以，众中宾在致辞中，无一例外地“祝佳游”。

　　肆　在沪演讲“第一课”

　　10月20日，在欣赏完西湖秋色后的第二天，杜里舒在霞飞路国立商科大学（今上海商科大学前身）开始了他到上海、也是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术活动：演讲生机哲学。参加首次活动的有“杜夫人、德国总领事、德国公使馆参赞等，合计到达500人”。

　　首先，郭秉文简短致辞，说杜里舒博士，系应讲学社之约，“今日首次在此公开演讲，实属难得”。没有躬逢盛会的人，不必遗憾，杜里舒“本年在东南大学作长期演讲，明年将转北大演讲半年”。接着，杜里舒发表了长篇演讲：今日所讲为生命问题，亦即生机哲学，生命或谓为生命体，然吾人是否可以深思物质说明之。1891年起，杜里舒开始科学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则魏西门所言，纯属错误；而罗司氏实验，手术上或有所失，致成此种结果。余批评罗司试验，曾与美国摩根同作试验，其结果亦属相同”。为说明问题，杜里舒以50人合力造桥为例：以50人之力，即可合造一桥，减少数人，虽其担负之劳力有异，其结果终能使桥成功也。余名此种能力，谓之平等能力。常有许多动物，截其首或足后，经过若干时间，即能再生。又如人骨节受伤，数日后即复原状，此足谓平等可能之实在也。自此例证而观……生命当以生机主义解释，即生命自主，生命自有其力。不过，“关于此点，当于心理学中述之”。10月21日，杜里舒给吴淞同济学校及中国公学（两校均为今同济大学前身）从自由意志问题着手作了《自由问题》的讲演，总结其“自由问题”的观点说：“则自由与不自由，非人力所解决之问题也。”

　　对杜里舒演讲中涉及的心理学，瞿世英说：“君劢先生译记杜氏讲演，谓惟此为心理学，而其余皆非是，此语虽不免极端，然而亦想不出话来驳他，盖对于杜氏学说早已心折矣。”可见，瞿世英深有同感。他曾说过：“杜氏的讲演中刺激我最深，使我最感兴趣的要算他的心理学了。”

　　伍　生机哲学留余韵

　　在上海的演讲完毕后，10月22日，杜里舒启程赶赴南京，开始在华巡回演讲。

　　杜里舒来沪（华）宣传其“生机哲学”的理念，虽内容较“枯燥”专业，时间也较长，但从上海及各地媒体报道看，还没出现如“罗素在京演讲时，第一次听者坐为之满，以后逐次减少，到了末一次，只有十数人而已”的窘境。

　　而促成杜里舒来华的张君劢等人，对杜里舒的演讲“成就”较满意，评价也不错。张君劢说：“杜氏学问之发端在生物学，继也以生物学现象建立其所谓论理学……故谓杜氏之宇宙观建筑于生物界可焉，如是欲知杜氏之学说者，当自生物以及于哲学。”费鸿年直言杜里舒为“将来的生物学的先锋”，他在《杜里舒及其学说》一书中称：“杜氏对于生物学的贡献更大于哲学，所以听杜氏讲演及看杜氏哲学书的人，幸勿忘记他是近代生物学上的一大家”。可见，现今把杜里舒称为“克隆创始人”， 费鸿年、张君劢当初实有先见之明。

　　杜里舒的哲学思想，虽与此前先后来沪（华）的罗素、杜威相比，影响较小，但毋庸讳言，杜里舒学术仍有一定意义、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时空变幻，杜里舒今天以“克隆创始人”讲学中华大地，必定会引起极大轰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