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2005年和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和英国《观点》杂志共同评选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缩小贫富差距至少需二十年

　　收入不均等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难。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整个社会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任务。最近几年基尼系数下降的一部分原因是政府作出了努力，加大了公共支出，但是这是一次性的投入，在未来就会消失了。在下一个阶段有可能会看到收入不均等将进一步拉大，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地逆转这个趋势，然后才能让各种各样的要素确保到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驻京记者 杨丽琼

　　日前，樊纲登上“第九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的论坛发表演讲，题目是“世界经济放缓与QE退出的影响”。樊纲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中国也采取了四万亿刺激政策。目前世界经济虽然没有恢复增长，但已稳定了下来。他认为，目前欧洲以及美国、日本都还没有退出QE，今后若干年内,全球各国仍然会处于退出宽松的状态，因此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对这个过程产生的影响保持警惕，要有思想准备。

　　樊纲的祖籍是上海崇明，但讲坛上的他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1953年出生于北京，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6年后转至河北省围场县，9年艰辛的劳作中，樊纲从没放下过书本。1978年，中断了十年后首次高考的“机遇”向他这个“有准备”的人打开了大门。

　　大学本科毕业后仅十来年时间，樊纲就在中国经济学界崭露头角。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广受关注；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继而又被人们称为中国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一。

　　在本届金博会上，樊纲演讲的题目是“世界经济放缓与QE退出的影响”。“QE”是“量化宽松”的英文缩写，有人解释说可以简单理解为“印钱”。樊纲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中国也采取了四万亿刺激政策。目前世界经济虽然没有恢复增长，但已稳定了下来，因此各国都要退出宽松政策。“中国其实是第一个退出的，2010年先是住房市场的政策退出，年终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开始整顿，金融开始退出，中央的支出和地方的支出都出现了逐步的下调。”

　　樊纲同时指出，目前，欧洲以及美国、日本都还没有退出QE，今后若干年内全球各国仍然会处于退出宽松的状态，因此，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对这个过程产生的影响保持警惕，要有思想准备。

　　樊纲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现在之所以承受的压力比较大，甚至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外债汇率贬值、资金外流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仅美国已宣布退出QE，其他各国退出宽松政策的预期也在增强。

　　QE的退出对我国有没有影响？樊纲认为：“显然有影响。美联储一说要退出了，今年五六月份发生的钱荒，有一个因素是外资流入从5月份的800亿一下子跌到了6月份的300亿，对货币供给会产生影响。”但他指出，“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而且比较复杂，不是单向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樊纲说，美国退出QE的前提是经济已经复苏到一定程度，这是伯南克反复宣称、耶文接手后都不会改变基本的原则。而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的外贸出口是利好的，这至少会抵消一部分负面影响。现在中国经济下滑的过程已基本结束，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完成软着陆，经济正在企稳。

　　樊纲告诫，这次危机之后各国政策的效果，我们要密切关注，但不应爆炒美联储等海外市场退出刺激政策的影响，不要跟着世界上的一些说法人云亦云，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完成软着陆正在企稳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本届金博会演讲嘉宾普遍关注和展开论述的一个话题。樊纲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关于负面清单管理的思维方式很值得大家重视”。他解释，这实际上就是法制的经济，法制的基本逻辑是只要没有规定不可做，就都是可做的，不需要审批。这会简化现在企业行为跟政府的博弈过程。如果事后发现有各种问题的话，可以建立新的规则。

　　在樊纲看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最值得借鉴的是制度创新，“因为金融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管理方法、经营手段和经营理念的创新。”他说，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对国际开放怎么走确实很复杂，但是自贸试验区的企业如果在企业发展的基本机制上能够先行先试，建立一个样板的话，就可以向全国推广，这个意义是巨大的。

　　樊纲还对金融开发、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大众的金融行为一定需要监管，需要逐步地看到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但也要防止监管过度。“对于小众的一些投资行为和金融行为，我们要看到它本身是个人之间的、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问题，是当事人自己承担风险的问题，不能事事都监管。对于创投、大客户理财等等，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是契约机制，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随着各种社会融资渠道的发展，随着金融的多元化，大家可能看到里面有风险，但要发挥各种金融手段和渠道的作用，就不能出现过度监管，这样才能使各种创新和金融方式发展起来。这里强调的是自由，是创新，是减少监管。”

　　自贸试验区最值得借鉴的是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高增长空间，是樊纲近期发表的又一个观点。

　　樊纲认为，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生产力及市场规模等，中国都有巨大潜力。因为中国依然是低收入落后国家，人均GDP仅6000美元，中国的落后、差距就是增长的潜力，发达国家投资落后国家，就是投资这个潜力。

　　此外，未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反垄断、城镇化等方面的推进，都将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城市化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城市化作为体制的变化所产生的效率，农民可以在城市里面持续的劳动力供给等方面，都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效果。

　　樊纲还说，最近在上海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将来朝着跟国际更加接轨的方向不断调整国内的体制，也会产生一定量的红利。这些都是从供给角度说的。“从需求角度看，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消费提高一个百分点，你想想多大的购买力就出现了。”

　　樊纲预计，未来几年国内经济增长率将基本稳定在7.5%-8%。他认为，7.5%-8%的预期增长率并非低增长或中速增长，而是正常的高增长，是世界最高的增长。“国内经济两位数增长是过热增长，不属于正常增长。每次增长超过9%，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如果达到两位数，既有通货膨胀，又会出现资产价格膨胀，以及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所以每次出现两位数增长，政府一定得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财政采取各种紧缩措施。” 

　　7.5%-8%经济增长率为正常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