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诸多传统建筑中，牌坊是审批规格最高、程序最严的一种。哪怕在穷乡僻壤建一座小小的牌坊，也一定是在程序上经过朝廷审核，再以皇帝的名义批准修建起来的。其在中国传统中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内涵，也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前，位于长安街南侧的国家开发银行总行门口再次大兴土木，但这次不是新修，而是要拆除：这是根据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以及长安街沿线景观和照明的统一要求，国发行自行对“办公楼前的牌坊进行整改”。

　　也许是因为在现代生活中牌坊已经不太常见，人们早已不太了解其所具有的内在含义，因此才搞出这场好戏的吧？要是换到牌坊牌楼盛行的明清时代，恐怕这座“九龙牌坊”根本都没有机会破土动工。

　　社区的象征：从衡门到坊门

　　无论是怎样的牌坊，再怎么在建筑样式上求新求变，其最核心元素还是很固定，都是由柱子和横梁构建成的门洞式的建筑。有学者认为，最初的牌坊原型应该能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衡门”。这种用两根柱子和横梁搭成的简单建筑，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提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陈风·衡门》）南宋大学者朱熹认为衡门就是“横木为门也。门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为之。”而对比其他古人注解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穷人家所使用的简陋门，这种门对应里面的房间也只是一些平房，如果有钱人家的阁楼，那便是“门之深者”，不能称之为“衡门”了。这种简陋的“衡门”，只是一种原始雏形而已，尚未具有后世牌坊所承载的多重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门”丰富社会内涵的加入，还得等到后来的唐代“坊门”的出现。

　　隋唐是牌坊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隋唐整个国力蒸蒸日上，长安、洛阳也成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为便于城市规划管理，当时的隋唐朝廷在长安和洛阳实行了一种被称为“里坊制”的制度，就是将整个城市用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道路划分为棋盘状的方形居住区（隋代称其为“里”而唐代称其为“坊”）。在这些坊和坊之间，有一道用夯土的坊墙。居住在坊内的居民进出需要通过坊墙中间的门，被称为“坊门”。

　　这种情况，很类似现代一些封闭管理的小区，都是四周拉上围墙，通过一些固定门出入。而且坊门也会有门禁管理制度：不仅有“保安”看守，还会定时定点开启关闭（日暮关闭，五更开启），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才会“金吾不禁”。一些重要的坊间社区的消息，甚至包括重要的政府通告，都是通过坊门传达到坊间居民。比如，政府需要搞什么活动，需要长安洛阳当地居民参加，就会在坊门上贴出告示；另一方面，如果坊里有什么好人好事、道德标兵，也会在这里贴出表扬；甚至谁家孩子考上公务员，中了科举，都会在这里贴出。这种社区布告栏，在唐人诗歌里都会提到（“宅院小墙庳，坊门贴榜迟。”白居易《失婢》）。可见其已经开始承载起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

　　从一家的“衡门”转变为一个社区“坊门”，可谓是牌坊进化中迈出的一大步。虽然此时的坊门和衡门一样比较简陋，但已经有了两点显著的不同：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有余力和兴趣将坊门装饰得更加美观。至少在此时，坊门立柱已经是雕刻精美、装饰华丽的华表柱；其次，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随着衡门变成坊门，其象征和承载的意义范畴已经扩大，现在的坊门不仅成为坊区的象征，还在某种程度上承载整个街坊共同回忆，并且肩负一些简单的社会功能。这种坊门，已经初步具有那种后世牌坊的多重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

　　歌功颂德的乌头门和棂星门

　　古建筑学家研究认为，牌坊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体现三观的，比如旌表褒奖、道德教化、宣扬主流价值观；二是炫耀标榜类的，比如情感承载、纪念追思等；三是建筑艺术本身功能类的，比如空间分割点缀、标识引导、装饰美观等。仔细分析的话，第一类和第三类功能的来源其实都可以从衡门到坊门的演化中得到解释，但炫耀标榜功能似乎不在其中。因为这种功能来自牌坊的另外一个源头：“乌头门”和“棂星门”。

　　早在南北朝时期，在一些豪门大户中，就流行“乌头门”。其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有两根高大的华表柱，而且高出横梁或门扇很多。在文献中明确提到这种“乌头门”的是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书中指出当时北魏首都洛阳的永宁寺北门就是“乌头门”。这种门“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两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筒、墨染，号乌头染”。乌头门称呼的来历正是自此墨染的柱子端，由于古人认为积功为阀、经历为阅，因此乌头门在一些地方也会被称作“阀阅”或“表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