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有旧友也有新朋

　　龚自珍第二次与友人在花之寺聚会，是在三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四月九日。这次聚会由黄爵滋、徐宝善邀集，参加者众。

　　黄爵滋，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徐宝善，原名三宝，字廉峰，安徽歙县人。嘉庆进士，官至御史。参加此次集会者共有龚自珍、魏源、汤鹏、潘德舆等十四人。这些人有着相同的政治理念，虽说是赏花，其实带有研讨学术和议论时弊的政治色彩。

　　让人感到惊诧的是，这次雅聚，又逢海棠花落。“落红委地，簌簌如积，著树者亦无复晕雪融霞之态矣。”邀集者是有意选择这样的时段来聚会吗？完全可能。因为花盛之时，游人如织，车马喧腾，不适合同好在一起饮酒赋诗及议论时事。赏花其实是次要的，友人聚会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而利用友人聚会的时机，大家倾吐心中块垒则是聚会的主旨。聚集在一起的这些小官和文人，大家几乎都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和雅好。比如像黄爵滋、龚自珍、魏源都是力主禁止鸦片贸易的强硬派。

　　时隔近两个月的六月二日，龚自珍邀集周凯、张祥河、魏源、吴葆晋、张维屏等在龙树寺蒹葭簃集会，置酒叙谈。其中张维屏是嘉庆九年（1804）举人，到北京时，学士翁方纲见之曰：“诗坛大敌至矣！”由此诗名大盛。但此人官运也不佳。道光二年（1822）赴会试，中进士，被分派到外地当一个知县，后捐升同知，到五十七岁时，就在这个小官位置上告老还乡，有著述多种。张维屏有诗记载了这次小型诗酒集会：“老树百年柯叶改，天龙一指春常在。酒人醉眼半模糊，一片蒹葭绿成海。楼头帘卷西山青，座中簪盍皆豪英。主人好客善选胜，此地压倒陶然亭。”诗固然好，但也属寻常的应酬之作。

　　随着花之寺聚会的次数的增加，龚自珍的情绪也越来越消沉。在第二次花之寺聚会后的第二年，龚自珍四十岁，开始发愿诵大藏“贞”字函《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龚自珍试图更深地沉入佛学中去，对现实越来越绝望。

　　道光十二年（1832）春，龚自珍四十一岁时，邀集宋翔凤、包世臣、魏源、端木国瑚、杨掌生等十四五人，第三次前往花之寺聚会。参加者，有旧友，也有新朋。

　　在新朋中，最引人注目者为包世臣，是比龚自珍年长十七岁的长辈。此人一生精力在讲学，或担任幕客，在六十岁时才当过知县级别的小官，但他也同样喜欢议论时政，其书法和书法理论在晚清有很大影响。对其议论时政的胆识，《清史列传》有一段评述：“口若悬河。居金陵，布衣翛然。江西督抚，遇大兵、大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虽有用有不用，而其言皆足以传于后。”可见此人之牛。龚自珍对这位年长的“牛人”也是神仪已久。早在此次聚会十年前，就曾写诗赠包世臣：“郑人能知邓析子，黄祖能知祢正平。乾隆狂客发此议，君复掉罄今公卿。”

　　邓析子和祢衡都是敢于犯上直言的正义之士，但都遭到杀害。包世臣也同样敢于“掉罄”（面对公卿大官敢发议论），虽未掉脑袋，但也难以在官场如鱼得水。龚自珍与包世臣的深厚友情，还可以从另一个细节看出：包世臣这位书法大家，曾慷慨地把自己珍藏的《瘞鹤铭》旧拓本赠与晚辈龚自珍。《瘞鹤铭》旧拓本珍贵到何种程度呢？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陶弘景，是著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他家养的鹤死了，埋了并写了铭文，刻于摩崖之上。虽然铭文谈不上特别精彩，但书法艺术水准之高堪称中国书法史上一绝。黄庭坚认其为“大字之祖”，令人感到传奇的是，凡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书法摩崖石刻，并拓了此铭而去。后来摩崖遭雷击滑坡，碑文下半截落入江中，再后来，上半段也消失了，后世虽陆续打捞出一部分，但完整的摩崖石刻再也无法见到了。

　　龚自珍十分珍视这份来自书法大家的馈赠，将其挂在书斋中，并称其为自己藏品的“九十供奉”之一。为此，先生曾在《己亥杂诗》中的两首诗中记载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