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摊做到三家店

　　徐满晨的店铺就在铜川路上，“同盛水产行”几个字很醒目。因为两边装满了鱼缸，店铺显得特别狭长，对面有人走来就要侧身而过。爬上十几阶窄窄的楼梯，就能看到他的办公室。短短十几步路，他说了好几次：“我们这里挺脏乱的。”

　　办公室里放着关公像，挂着“生意兴隆”，还有首富王健林的照片。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还有连到鱼缸上的监控设备。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不值钱。”但随即又补充说，“现在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一旦要搬走，就全变垃圾了”。

　　徐满晨是大连人，从小在海边长大，27岁时从老家来到上海，落脚铜川路水产市场。第二年，妻子苗淑惠也来了，从此把家安在了上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大连海鲜空运过来，活的海参、海螺等十几种水产品，也没有店铺，就摆个摊。”苗淑惠回忆说，当时虽然每天的交易量不大，但差价不错，主要都是酒店来采购。

　　生意做着做着，就做出了名堂。从一个小摊子、六七个员工、几十斤销售量，到如今三个店铺、几十号员工，行情最好时，一天能卖掉上万斤水产品，唐宫、万豪、凯悦都是他的客户。

　　起早贪黑“玩命”干

　　做水产生意是不是挺辛苦的？“不是挺辛苦，是非常辛苦！”徐满晨立马纠正说。

　　铜川路水产市场365天、24小时运转，徐满晨的名片背后就印着一句“24小时接受预约、选购”。刚来市场的那几年，他和妻子轮流值晚班。“凌晨两三点，我接他的班，正是最好睡的时候，也必须爬起来。冬天特别难熬，冷啊！”苗淑惠说，那时候没有空调、取暖机，公公就动手做了一块小小的电热毯给她，垫在脚下。“看着远处的灯光，忍着上海的阴冷，特别想家。”

　　采访中，徐满晨几次进出办公室，尽管手下有几十个员工，但很多事情他仍亲力亲为。“刚到铜川路的几年，我还会跟车呢，要测算时间、人力、损耗等多种成本。做老板的不清楚每一个环节怎么行？”他说，十几年前路况不好，从福建进一次货，路上要走20多个小时，刚刚到上海卸完货，掉头就往山东跑。路上睡不好、吃不好，最担心的就是出车祸。“冰天雪地、大雾天气都遇到过，有一次是下半夜，车开着开着就翻到沟里去了，一整车货全报废了，还好人没事，第二天赶快再找车去进货，不能错过销售的最佳时机。”直到现在，半夜响起来的电话铃声依旧让两人心有余悸。

　　“人家休息，我们玩命”，徐满晨算了一笔账，“现在我每天七八点起床，凌晨一两点睡觉，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做1年，顶得上别人4年的工作量。”

　　想要转型做国际贸易

　　从一个小摊子，做到三家店铺，20年来，徐满晨在铜川路水产市场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还在上海生儿育女、安家落户。但两个多月后，市场就要关闭了。

　　“心里肯定难过啊，不希望它关闭，但是没有办法。”徐满晨已经在“大江杨”和“小江阳”两个市场租了店铺，准备做完今年国庆节就搬过去。“这几个月遇到老客户来进货，都要发发新名片，希望他们继续帮衬。”

　　新市场人气如何？老客户会不会流失？这些问题萦绕在他的心中，颇为忐忑。“铜川路上的经营户，做了十几二十年，后来者进不来，因为地方有限。到了新的市场，年轻人可以放手去干了，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老板能不能拼过他们？很难说。”本市最大的水产市场关闭后，群雄逐鹿，市场波动期可能要持续两三年，其间会淘汰一批人、成就一批人，就像当年铜川路水产市场脱颖而出一样。

　　徐满晨说，做活鲜实在太累了，借着铜川路水产市场的关闭，他想试试转型。“打算做国际贸易，去国外拿到进口水产品的一手货源，再卖到国内市场来。现在不少国家的水产品都实行零关税政策，老百姓吃进口食品应该是趋势。”

　　铜川路水产市场成就了徐满晨的“上海梦”，他说，离开的那一天，要请朋友们吃一顿“散伙饭”，和铜川路市场说一声“再见”。　　 　　　　　　　   本报记者 张钰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