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作家、文学刊物《收获》创办人靳以诞辰110周年，他的女儿章洁思整理的《靳以日记书信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靳以于1959年的国庆节后，因心脏病发作，不幸与世长辞。去世时，才50岁。这之前，他连续写了多篇热情洋溢的散文特写：《上北京》《上海颂》《跟着老马转》《祖国十年颂》。他以“老马”自勉，表示：“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刻印上我们的足迹，到处都是我们的家！只要我们朝前奔，我们的前面就有宽阔的大道，只要我们跟着党跑，我们就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不会疲乏！”

　　这里我们编发的几封靳以给三位才女的信，都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与她们交往密切，可称知音。这些私密的信件，今天读来，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致张充和

　　张充和（1914~2015），女，书法家、学者。祖籍合肥，生于上海。为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

　　1949年4月20日，由上海寄往美国

　　充和：

　　看了你的信，大家都觉得你们还是回来的好。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初我就以为你的决定是失策，可是没有能说，也不好说。看到你的兴致那么高。

　　有机会还是回来吧。你答应过给“黄裳”写的几个字也没有影子，得便写点寄来吧。

　　我们都好，大家都盼望你回来。

　　靳以　四月廿日

　　致陈蕴珍（萧珊）

　　陈蕴珍，即萧珊（1918~1972），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翻译家,巴金夫人。

　　1954年10月5日，由成都寄往上海

　　蕴珍：

　　我已经到了成都，住在布后街四川省文联。我给某人写过一封信到北京，说是他如果到四川来，我和他一同回上海，不知他是否能来？吴先忧先生处，我打电话，那个学校名字改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找到了。老巴（指巴金）的妹妹我也会找到的。重庆的变化虽很大，可是我还是喜欢成都。但是现在关于成都我还一点也说不出来，因为早晨才到，现在房里写信，首先写给亲爱的干妹子的信。

　　我很感谢你让南南（靳以之女——整理者按）第一次坐了火车，我一直没有满足孩子的愿望，幸亏她有一个好干妈，为我完成了任务。

　　北碚我去过了，温泉很好，黄桷树也去了，旧居的地方都去看到了，看到以往的地方都在，而且我种过的那一小方土地也在，老马（即马宗融，复旦教授，靳以好友——整理者按）的高院子（夏坝发大水时，靳以一家都从低洼的复旦新村移居到高院子的马宗融家——整理者按）也在，而且都比从前好了，是一件高兴的事。重庆的改变，表面是一些道路，更深入一些，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我不给你上政治课，其实政治就是人生，要活得好，活得像一个人，就是政治。

　　川戏我也看了一些，不是老的就是小的，那些中坚分子都到北京去了。

　　我大约要十月底回去了。好沱茶四川也没有，但是腊肉一定带给你的。还希望在成都收到你那充满诗意的信。

　　祝快乐！

　　靳以 十月五日 成都

　　信寄：成都布后街四川省文联转

　　致杨静如（杨苡）

　　杨静如（1918~　），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安徽盱眙（盱眙今属江苏）人。笔名杨苡。著作《雪泥鸿爪》《青春者忆》等，译著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

　　1956年1月14日，由上海寄往南京

　　静如：

　　这些天忙得很，简直抽不出一些时间来。本来还要到北京去开会，因为要参加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留下来了。你的信都没有回，请原谅。

　　关于《三里湾》的报告，上海文艺讲座没有这一讲，工人文化宫有，据了解没有底稿。杂志上有文章，你可搜集一些给他寄去。那也不过是给他参考，主要还是由他自己分析体会。

　　新华书店给的材料只有两本，没有三本，中国的部分没有，已经要到了，另行寄上。

　　巴金到德国去还没有回来，蕴珍在上海，没有病，大约也没有喜，他们不住在大楼里，住在有草地的房子里，离我们这里不远。我们有时常见面。

　　年初的工作很多，许多兴奋的事情，只感觉到个人的努力不够，应该奋步直追。给孩子们的文章要写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想怎样写才好。

　　这两天上海下了雪，天气冷，大约再过二三天就会好了。

　　我的书，过去的实在不好；新写的，也是不好，等写了好书再送给你吧。你所订的杂志中，为什么没有《解放军文艺》？这个杂志很好的。一九五六年杂志大有起色，应该多看些。孩子们的杂志订的不少，有的可以不订，如《小朋友》；两个少年报可以订一份。此外，为小孩子可以订一本《连环画报》。匆匆

　　祝好！ 

　　靳以 十三日

　　新书推荐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为温铁军团队继《八次危机》后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东方出版社出版。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既要应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又要处置经济发展所内生的新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局面的复杂性和决策的艰难性，并非一本书可以详述的。如果简单概括来说，中国共产党靠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靠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平抑城市物价，成功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大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 中自拔。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和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书摘

　　全面剖析新中国第一场经济战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70年前的那一场经济战役

　　1949~1952年的经济大危机可谓是当时中国经济所必须面对的重要战役，也是关键之战。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以及新掌权为了让城市正常运转又不得不继续超发货币以保证财政支出，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让建国初期的这场经济危机的形势异常险峻。

　　新政权靠亿万农民承载了大城市转嫁的危机代价才缓解了恶性通胀，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扭转了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而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地在当今之中国都有所表现，回顾中国本土的成功经验，对当今困境化解仍有借鉴意义。

　　本书2019年付梓，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中国经济波动下行及其内生的社会变化波诡云谲，全球危机的挑战不期而至。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把70年前应对建国初期危机的经验过程归纳出来，无外乎是希望读者理解：只有以史为鉴，方知初心何驻。

　　理解“去依附”，才能读懂中国

　　国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币制改革等因素，导致民国时期的高通胀，工商业96%左右的资本用于投机。不论任何经济体制只要发生恶性通胀就会使制造业的利润跟不上通胀，从而迫使产业资本家析出资本进入投机领域。自然，新中国成立后要成功治理这场延宕十几年之久的危机必须重建经济和金融主权。那么，只能通过“去依附”——这是埃及思想家萨米尔·阿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获得主权，这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还是21世纪的金融资本阶段。

　　“去依附”理论的现实意义

　　研究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恶化的危机不仅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解殖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当今困局的化解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年，国家凭借政治主权向财政和货币体系赋权，对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必需品采取“折实”的方式来稳定国家信用，这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以及输入型危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需拉动型增长的成功经验

　　80年代初完成的“大包干”，之前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和粮食总产增加等因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加之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农村干部群众在集体化时期搞“五小工业”为代表的社队企业中初步有了工业化经验，因此，一旦政府放权让利，带动的就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和农业多种经营，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乡村“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等多产并举——乡镇企业兴起并很快达到了2000多万家，不仅创造了大量出口换汇，减少了国家的外债压力，而且形成了对城市工业的巨大拉动，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4年快于城市，城乡收入差别缩小到2.4∶1。其结果，不仅农村大面积减贫成为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而且农民收入提高带动了县以下农村的城镇化而非城市化。这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内需拉动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