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旅途，我同申花预备队在一起，我对大家说：“跟你们一路归来，心里很踏实。”还记得领队郭光琪当时的义正辞言——今天我们力挺上海记者。还记得球员送上的大衣和拥抱、记得翻译在关键时刻的证词、新闻官对我回沪旅程的安排。更有申花投资人朱骏在越洋对话中，通过本报编辑部和申花新闻官向我转达的慰问。这一路，我踏实、放心。

　　昨日还在大连时，原以为孤立无援的我，收到了来自《大连晚报》同仁的问候。在本着公平报道的原则上，《大连晚报》收集了各方声音，尽力将报道做得全面、深入，没有偏袒性。也有一些热情的大连球迷，通过微博向我表示慰问。那些不愉快的情绪，终会消散。一事归一事，我想，作为记者，我不会将这些不愉快带到将来的工作中去。

　　昨日在浦东机场，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记协的领导和本报同仁，送上了鲜花。今日，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足协的领导们，都来看望我。我很欣慰，虽然我的遭遇是个体事件，但从中反映出的是，记者这一群体的工作环境，终于引起了各方的重视，记者同行之间，一如既往相互支持。这一切，已足以让我动容。

　　当然，这两天来，还有无数来自新民晚报的领导、编辑和记者同仁，以及各家媒体同行的短信、电话和报道，无论我们是否相识，都在声援我，支持我。实际上，广大媒体同行想要呼吁的是：该事件并非中超赛场个例，从记者到球迷的基本权利，都需要规范的联赛制度来维护；而对于整个媒体大环境来说，记者的生存环境也引起了各方的重视。

　　至于微博上粉丝的支持，我也都看到了，但实在来不及一一回复，对此我表示真心的感谢。我想说，这次事件不会打击我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我会将最及时、最真实的体育新闻，带给新民晚报的读者。

　　陶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