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住宅对面楼顶上有一个烟囱，每到周末，烟囱上就冒烟，是锅炉工给住户烧家用热水。我们就趴在窗台上望着冒烟的烟囱叫，父亲回来了。父亲平时在单位，很忙，只有周末回家。他在忙什么，谁也不知道。母亲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在远郊房山的一个保密单位工作。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只有母亲、姨妈、表姨妈、婆婆（我们管姥姥叫婆婆）。父亲回来，把我们抱起来，非常温馨的感觉，于是总盼着他回来。也曾问过母亲，为什么我们不和父亲天天住在一起呢？她说，我也要工作，父亲工作的地方太远，去不了。
1964年10月的一天，父亲把一张报纸贴在房间门里面，不记得贴了多久，发黄了还在那儿，成了家里的固定场景了。还是在我们长大、成家、变老了以后，才知道这张报纸对于父亲的重要性，原来他亲身参加制造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本文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4期）
张澜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父亲名肖伦，原为萧伦，字纪常，1911年12月15日生于四川郫县一个书香世家。爷爷萧举皋为前清举人。我们的妈妈萧蓉春，1947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什么爷爷的萧姓变成了父亲的肖呢？原来，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而我们祖宗姓氏的正体为蕭，笔画繁多，签名煞是麻烦。简化成了萧也还有不少笔画，父亲倾力支持文字改革，直接就把姓改为肖了。
父亲是从私塾直接考入中学的。在私塾刚开笔时，就写过几百字的《秦始皇论》。他的科学训练是从学习几何学开始的。念初中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高中入学考试名列榜首，名字还上了报纸。读高中时，刚从德国获博士学位归来、学过相对论的老师魏时珍博士讲的物理课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那时相对论创立才不过十几年。
因读过私塾，父亲学习文科更游刃有余。中学毕业时，他本想报考大学文科，但考试那天他迟到了几分钟，被担任监考的中学校长拒绝入场。他一气之下回家，第二年报考了理科。这位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的中学校长，就是后来开国大典时站在毛主席旁边的长胡子老先生张澜。
父亲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其间，因肺结核休学了两年，于1939年毕业。学习期间，上过萨本栋教授的“普通物理”课，成绩很好，取得过“金钉钯”（E：Excellent）和“银钉钯”（S：Superior）成绩。清华大学毕业后，父亲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院，又因母逝弃学。随后，为了抗战前线的物资需求，父亲在家乡集资筹办酒精厂，试图用酒精取代汽油做燃料，在70年前就开始了新能源的研发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震动了父亲的心，他立志要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中国也要有原子弹，才不会受欺辱。于是，1946年他决定出国留学，学习有关原子能科学技术，并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名额。1947年，他赴美国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放射化学，一年后即获硕士学位。1951年，父亲以发现几个新的放射性同位素（核素）为论文内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他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钨185m、钽183、钽185等几个新的放射性同位素。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发现的上千个人工放射性同位素中，由中国人发现的屈指可数，父亲就发现了三个。
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父亲转到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做核科学研究。他当时在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上以γ射线轰击水银得到放射性的金子Au201，可谓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炼金师”。不久之后，他到美国矿务局从事应用放射性示踪剂与石油的二次开采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应用表面张力的研究中，父亲发现了非离子型洗涤剂的分子胶团在水溶液中带有正电荷这一重要反常现象，这一结果经常为专著及文献所引用。
父亲因科学研究成绩优异、成果突出，在美国获得过1949年美国化学会荣誉会员称号及金钥匙，1951年入选美国科学研究会会员，1953年被载入《美国科学家》。
劈风斩浪回到了祖国怀抱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正当父亲风华正茂、事业有成之时，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了大洋彼岸。在美期间，他时刻想着报效祖国。但是，当时要求回到中国大陆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入黑名单的。直到1955年9月，中国政府经过艰苦的谈判，以释放十几名被俘美国飞行员为代价，换回了一批旅美中国专家学者。
父亲和妈妈、钱学森和蒋英、李整武等留美高级专家学者,一同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经由香港回到他久别而新生的祖国。回国之前，他们都随身携带了许多专业资料。父亲带了一套当时联合国出版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书籍，摞起来有一米多高。他当时很紧张，怕在出境时被刁难，但是海关人员只是翻了翻，大概被“和平利用”迷惑了，也不知道这个放射性意味着什么，就顺利放行了。
在漂洋回国的航船上，父亲站在甲板上面对久别的祖国，向同船友人朗诵着他多日来以赤子之心、游子之情写成的步鲁迅韵诗：
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
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廿宿见旌旗。
精禽木石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
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设着班衣。
轮船到达香港后，由于香港尚在英国的统治下，父亲、母亲和其他科学家们只能坐小船过境到了对岸的祖国大陆。
父亲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兼北京大学教授。1957年在国内首次开设“放射化学引论”大型讲座，培养了第一批未来的放射化学专家和核技术应用人才。同年，他在物理所第五研究室负责组建和领导同位素制备组。1957年10月，以他为首的同位素制备7人小组，赴苏联考察实习两个多月，回国后，立即组织指导中国堆照同位素的制备工作。
这一年，我们的父母正式结婚，证婚人是郭沫若和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科学家都参加了婚礼。
新婚之后，他工作更加勤勉。1958年，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以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在重水实验反应堆中首次成功试制出钠24、钙45、钴60、钨185等33种堆照放射性同位素。195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国原子能科学的不少方面赶上世界水平；原子堆生产33种放射性同位素”为标题作了报道。几天后，其长子于北京儿童医院出生，接生的大夫是中国妇产科学开拓者之一的林巧稚医生。但是父亲由于工作忙，当时没有在场。为此，妈妈数落了他多年。
父亲为他的长子取名肖东，取义于毛主席于前一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讲话时那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名言。而且，长子生日恰为过去电报码中的“东日”。两年后的同一天，次子出生，开始名“双”，即为第二个东日。当时全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于是父亲根据毛主席“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说法，取名为肖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