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数次拜访著名图书馆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或约稿或闲坐。顾老洵洵长者，学问深厚，书法温润靜穆，坐在他并不宽大的居室，真是如沐春风。一次他取出一本《叶景葵杂著》，说是他编辑的，题签后送了我。杂著作者叶景葵是大藏书家，自号书寄生，内容有书跋、札记、诗词、回忆，全是旧时文人气息。其中一篇谈收藏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事，说该稿到手时，“则故纸一巨包，业已烂碎”，遂不惜工本请人修补，花费两年时间，“于是完整如新矣”。抗战初期，叶景葵与张元济等人在租界创办合众图书馆，不仅捐出全部善本书籍，而且在图书馆旁造屋居住守护。顾老说，他在合众随叶工作十年，受益良多，故有编辑此书之举。看得出他对叶景葵的尊重和怀念。

　　彼时印象留存至今。近年因涉猎近代金融史研究，才知道叶景葵还是一名职业银行家，如果从1915年担任南三行之首——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算起，到他抗战结束后辞去这一职务，竟然连任长达30年之久，这在上海金融界几乎是一个奇迹，更不用说之前他担任大清银行监督等其他经历了。

　　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当之无愧的元老，但为人低调，有很浓的文人气，与其他银行家作风迥异。他是举人、进士出身的文士，曾为晚清大吏赵尔巽捉刀弄笔多年，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在新式银行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因在晚清官场的口碑和才干，在大清朝廷倾覆前，他竟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受命署理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正监督，得以一脚跨入近代金融业的最高权力圈内。武昌起义爆发，照理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叶景葵却在辞职前数日，以长芦盐票三张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作抵押借款，平息了一场因清皇室退位而引发的大清银行挤兑风潮。他辞职后，以秘书长项兰生为主联络部分浙江籍股东与高级负责人，发起成立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随即由联合会主持，厉行改革，又得到孙中山的支持，迅速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开创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这一切，不能说与叶景葵没有关系，因为实施改组事宜的基本班底，仍是他周围的一批挚友。

　　叶景葵掌管浙江兴业银行后，将业务重心由杭州搬迁到了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本行（后改为总行）。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三方四界的政治格局，使上海迅速成长为一座远东国际大都市，浙兴的有备而来，无疑为银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1915年到1926年，可说是浙兴的全盛时期，资本和存款均列各大民营银行之首。茅以升主持设计和兴建钱塘江大桥时，叶景葵首先响应，联合其他银行组成贷款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浙兴自认一半。

　　在近代中国，官商勾结是普遍现象。南京政府上台后，南三行、北四行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均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只有叶景葵始终不为所动，游离在政治秀场外。而且叶景葵自律甚严，担任浙兴董事长后，便在报端发表启事，称亲朋好友说项求职之类一概不应。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浙兴的业务发展受到影响，叶景葵虽然感到内疚和自责，但个性使然，仍能淡然处置。上海解放前夕，面对国民党军警的疯狂抓捕，叶景葵与张元济、陈叔通等社会名流10人共同具名，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抗议，史称“十老上书”。这时候，叶景葵已经是著名的爱国社会活动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