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上海玉兰越剧团全团40余人集体参军进京，成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周恩来总理和总政首长亲切地称我们是解放军里的“上海小姐”，要我们多下部队演出，去熟悉战士锻炼自己。

　　1953年3月，我们团由周总理亲自带队，前往旅顺、大连等地为欢送苏联红军回国慰问演出。任务完成后，周总理因国事回京，我们一行则来到安东，继续为志愿军部队演出。

　　安东紧邻鸭绿江，对岸就是朝鲜新义州。一天早上，我们和一帮姐妹晨起练功，正沿江跑步，忽然发现有一座铁桥横跨两岸。江面很窄，桥也很短，似乎走不了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对岸。我们突发奇想，不如去朝鲜演出吧。回到驻地，我们向带队的胡野檎队长提出建议，全团又人人打报告要求入朝。不久，上级批文到了，同意越剧队入朝慰问。

　　4月24日下午，我们乘坐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派来的四辆大卡车，驰上了那座连接两个国家的桥。一江相隔，景色却截然不同，我们这边桃红柳绿，那边却是满目疮痍，弹坑大如圆桌，被炮火烧焦的砖块瓦砾还在冒着缕缕青烟，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西海岸指挥部设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矿洞很大，有地下三层，我们沿阶而下，大约要走两百多级，才能到矿洞当中的土台。当晚演出的剧目是《梁祝》，台上的剧情渐入佳境，梁山伯、祝英台从相知相恋到被活活拆散，眼看山伯大病不起即将离世，矿洞里忽然站起一个战士，冲着台上大声喊：“梁山伯，你不要死啊，带着祝英台跑啊！”戏演完了，战士们阵阵高呼：誓死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胡队长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就是艺术的作用嘛。”

　　总政来了个大剧团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不久，我们就被邀前往志愿军司令部。演出依然很轰动，一演就演了十几场，欲罢不能。很多军以上的干部正在司令部开会，纷纷要求剧组去前线。临行前我们正和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一起在山坡上拍照，一下子来了四架敌机，杨司令一手一个，拉着我们就跑，跑进防空洞才松手。那几架飞机当时并没扔炸弹，杨司令说，估计飞机上的炸弹是扔完了，但今晚必定还来，大家就住在洞里吧。果然，当晚洞外爆炸声不断，敌机一共扔下了二百多枚炸弹，第二天一看，洞外已被夷为平地。　

　　入夏，我们团被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越剧队”。当时代表团团长李克农、指导员乔冠华。我们作为代表团成员，奔赴开城。开城乃板门店的所在地，我们一到，便被分别安排在老百姓家居住。

　　房东阿妈尼和阿爸基都对我们很好，每次我们外出演出，阿妈尼都会为我们准备些打糕之类的点心，看着我们吃下去，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当心飞机，当心流弹。到了晚上，不管多晚，他们都会走出老远等着，直到我们安全归来。

　　转眼到了岁末，越剧队出色地完成了入朝的各项使命，即将回国。为了表彰我们，朝鲜劳动党给我们颁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庆功会上，我们又都荣立了二等功，徐慧琴、陈兰芳、顾妙珍、周宝奎、竺纪扬、李子川、徐杏桃、陈宝庭等立三等功，并荣获军功章。

　　得知周总理已决定送剧团回上海，全体同志都不愿离开部队，总政也想把剧团留住。于是萧华主任带着我们去贺龙处，求贺老总向总理说情。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表扬剧团在朝鲜表现很好，立了很多功；并说中央收到南方观众来信，责备总政把玉兰剧团关在部队里不放，为了观众只好把剧团归还地方。总理说：南方的花还是开到南方去。我们知道已无法挽回，就提出三点要求：1.总政办的演出器材希望带回上海；2.剧团回上海后仍单独建制；3.胡野檎队长作为转业随团去上海。总理全部同意。1954年初我们回到上海，成为华东越剧实验剧团二团。我们终身难忘的军旅生涯至此告一段落。（董煜　整理）

　　明日请看一篇《业余筑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