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口足球场去年的上座率惨不忍睹，可申花队最盛的日子不是这样子的；老哩叭早沪上所谓“中超”就更不是这样子的。

　　喧宾夺主  洋人先注册

　　现代足球是个洋玩意，发源于英格兰。19世纪60年代，洋人把足球带入上海。1867年，租界侨民自发组织了类似于足球会那样的机构，但当时只是业余时间踢着消遣，没有形成正规化球赛。至20世纪初，洋人足球队日益增多，竞赛随之增多，比赛规则也逐步完善。于是在1902年，洋人正式成立了“上海足球联合会”，组织了“上海足球联赛”。

　　本来，应该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上海——组织的足球会，称为上海足球联合会，其管辖的赛事叫上海足球联赛，但囿于历史背景以及西方列强霸道，这些原来属于中国人权利的命名却让洋人占了先机，令人啼笑皆非。虽然洋人仗势欺人不讲道理，不过倔强聪明的中国人也有一套对付方法，那时上海人都管洋人的足球组织为“西人足球会（简称西联会）”，西联会主办的赛事是“西联足球赛（简称西联赛）”。

　　西联会成立后，按欧洲惯例进行足球联赛，规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为足球季。洋人足球队主要有西商队（英侨商人）、西捕队（公共租界外国巡捕）、腊克斯队（英国洋行职员）、法商队（法租界侨民）、犹太队（无国籍犹太侨民）、葡商队（葡萄牙商人）、商团队（租界商团组织）以及陶克工程会队、英国驻沪陆军和海军组成的球队等。

　　棋逢对手  两校打德比

　　中国近代足球肇始于19世纪末叶。1901年，圣约翰书院（后改为圣约翰大学）在英籍教师指导下开展足球运动，此为上海华人足球队鼻祖，人称“约翰辫子军”。1902年，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也成立了足球队，并与圣约翰约定每年举行主客场比赛，一决雌雄。若两场比赛都踢平或者各胜一场，则须前往中立球场再比一场。而中立的足球场非铁路局的麦根路球场（今铁路上海站附近）莫属。每回碰到麦根路附加赛，铁路局特地为两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动用专列，从徐家汇站（南洋所在地）开出，停靠梵王渡站（圣约翰所在地），然后载着一大批兴高采烈的球迷驶向麦根路货站（今上海站）。

　　对于这场“德比”，两校都非常重视。出征前，全校举行誓师大会，集体高唱校歌。学生代表发言必胜，拉拉队长致辞打气，校长讲话鼓励。全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比赛当天，学校大楼挂满横幅大标语；学校大门扎绸结彩。比赛现场，拉拉队、军乐队、锣鼓队，甚至面盆、火油箱、鞭炮等响闹声此起彼伏。场面之热闹、球迷之疯狂，如今的“申花蓝魔”怎能与之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球场秩序井然：既无警察维持，又无篱笆铁网阻隔。至于不服裁判、球员动武或球迷打架事件从无发生。

　　除了两校师生一起上阵助威，“德比”还吸引了广大市民。因为不售门票，故“观众不分男女老少，动辄万千。学校邻近，倾巷以赴。远在十余里外之市区或南市民众，亦不辞跋涉而至。甚有渡浦西来”，以至于成为上海滩上一大盛事，“其情况无逊于浴佛节之静安寺庙会”。据历史记载，麦根路“德比”一共赛过两次，分别是1916年和1920年。

　　一年一度的圣约翰南洋“德比”开学校足球联赛先河，已初具联赛雏形。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就是在该“德比”基础上，于1914年成立的，成员除圣约翰、南洋外，还有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共六校，人们称之为华东六大学运动会，其中除了南洋，均是教会学校。1920年，复旦大学和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相继加入，变为华东八大学体育组织。该会举行的运动项目有田径、足球、篮球、网球、棒球等。球类比赛采取单循环制。华东各大学足球赛一共举行了11届，到1925年五卅惨案时停止。冠军圣约翰得6次，南洋得4次，圣约翰稍稍领先。最后一届沪江大学打破两校包办冠军传统，一举夺魁。

　　经过11年联赛，各大学足球运动无论在普及还是在提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队与队之间技术水平逐渐接近。且沪宁、沪杭两路沿线城市尤其是上海的其他学校，如徐汇公学、中西书院、汗壁礼公学、圣芳济学院等受此影响、闻风而起，先后开展足球运动，并组织足球比赛，像上海“中学体联”足球锦标赛即是一例。

　　1926年春，在爱国体育工作者的倡议和协调下，组织了“江南各大学体育协会（简称江大体协）”，足球是其主要竞赛项目之一。从1926年至1935年共举办了10届足球锦标赛。赛程采取单循环制，分成甲乙两组。会员最初为光华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持志大学和中国公学6校，没有教会学校。1929年，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加入。1933年，南京金陵大学参与，它是会员中唯一的教会学校。历届冠军归属：第一届为复旦；第二届是暨南、光华、南洋鼎足三分；第三届至第十届统统被暨南收入囊中。1936年因故未能举办。次年抗战爆发，江大体协足球锦标赛偃旗息鼓。

　　自立门户  国人办联赛

　　1924年以前，我国的体育运动大权几乎全部操纵在洋人手中。这种状况引起运动员、体育工作者和广大民众不满，认为非改变不可。1923年，由黄炎培主办、孟宪承任总编辑的《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接受广大读者意见，在体育版上展开了“收回体育权运动”讨论。经过一年的宣传呼吁，得到了全国各地体育工作者和热心体育人士的支持和响应。

　　1924年，在南京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张伯苓为董事长，王正廷为名誉会长，沈嗣良为总干事。从此，中国人开始自主本国的体育运动。

　　全国体协成立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1924年秋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华足球联合会”，并发起举办“上海中华足球联赛”。该联赛是首个由中国人自家主办的足球联赛，它突破了上海足球一直被洋人控制的局面。

　　中华足球联赛的诞生，使足球发展从学校逐渐延伸到社会各阶层。先是上海的一些外资企业，有若干工厂组织球队参加联赛。然后民族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也陆续组队加入联赛行列。社会业余球队的迅速发展，不仅令参赛球队不断增加，且足球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观众队伍不断壮大。

　　首届联赛因为初办，所以仅4队参加，冠军为乐群队。当摸索积累了经验后，第二届联赛扩大范围，有37队报名，分成甲乙两组。亚洲球王李惠堂由香港来沪加盟乐群队，夺得甲组冠军，乙A冠军是暨南大学、乙B冠军是徐汇公学。那年头足球运动员的队籍管理没现在严格正规，各球队之间的流动、转会比较容易，因此有的队员为了薪水或为了名誉，今年代表这队，明年却加入另一队。1926年李惠堂与广东俱乐部的部分球员组成乐华队。该队在技术上相当重视集体配合，改变了原先多数球队好踢高球以及开大脚风格，一下子使得上海足球水平上升了一个台阶。由此乐华队包揽了第三、第四届甲组联赛冠军。

　　踢至第五届，要求参赛队伍多达44支，比赛分为中、华、足、球、会5组进行，中字组实际上就是甲组，以后历届均如此分组。这一届的冠军为复旦大学。

　　第六届增至49队，会字组冠军则是京剧大师周信芳领衔的华伶队。这表明足球运动已波及文艺界。第七届联赛申请参加的球队更多，限于中华足球联合会下辖的球场只有三处，即中华运动场、申园跑狗场和逸园跑狗场，因此仅能接受56支球队参与联赛。1934年7月，位于劳神父路（今合肥路）的中华运动场使用权被业主收回，第十一届联赛跟中华体协一起迁往延平路申园跑狗场进行。中华足球联赛一共举行了13届。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

　　同场竞场  中西暗较劲

　　民国时期的球迷与现在差不多，也追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球星系李惠堂、陈镇和、孙锦顺、周贤言、戴麟经、贾幼良等；四十年代著名球星换成贾幼良、张邦纶、李垚、高保正、何家统等。

　　华人球队通过联赛，球技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个别甲组队，实力与洋人球队不相上下。但1926年前，西联会所有比赛都不让华人球队参加。是年，上海地产商程贻泽组织了三育队申请加入西联会的联赛，最后经表决9票同意、8票反对被准予参赛。自1926年起，中华足球会成员三育、乐华、东华等队先后参加西联会甲级联赛。接着，有更多的华人球队加入了西联会的乙、丙级联赛。因为西联会有了中华足球会的成员，华人可以正大光明插手西联会各项事务。1927年，西联会的执行委员会和上述委员会出现了中国人身影。1934年，华人争取到副会长一职。于是，在西联会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中国人具备了一定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比赛中发生华洋争议时，洋人不得不多听听华籍副会长和委员的看法及意见。

　　当然，华人球队也很争气。李惠堂率领乐华队加入西联会甲级联赛，首战即以4比1大胜外侨强队腊克斯队，后来还夺得甲级联赛冠军。1930年李惠堂返港，乐华队解散，继之东华队代表上海华人足球最高水平。该队曾连拿两届甲级联赛冠军以及分量颇重的“史考托杯”冠军。另外，华人球队在国际杯赛、高级杯赛、乙丙级联赛中取得过第一名的好成绩。

　　每逢华人同洋人比赛，犹如上海申花队战北京国安队，不用动员，队员们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从头拼到尾。而观众也特别兴奋，这些场次往往一票难求。江湾体育场上万个座位、2万个站位统统爆满过。有趣的是曾经有过没买到球票的球迷齐集在足球场围墙外面听比赛，以至于里面的比赛越踢越激烈、里面观众的欢呼声越喊越高亢，外面的球迷则越聚越多、越听越扎劲。一大堆人你挤我、我推他、他扯你，大家一使劲，人多力量大，不可思议竟把围墙给推倒了。随着一声轰响，外面的球迷一拥而上奔入场内出“外快”，令足球场纠察根本无法阻拦，只能听之任之。甚至还发生过涌进场内的无票观众数量实在太多，连出动警方都无法把人赶走，最后只能被迫终止比赛。

　　即使上海沦陷期间，仍有几十支华人和外国侨民组织的球队，敢于在日寇铁蹄下进行全市性的足球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