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许多具有坚定爱国心的上海出版人，毅然投身于救亡运动；尤其是在申城面临沦陷之际，他们在硝烟中迅速办起一批社会影响很大的报刊，积极动员民众奋起抵御外敌，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壹  邹韬奋及时出版《抗战》

　　1937年7月底，“七君子”获释。仅隔十余天就发生“八一三”事变，出狱不久的邹韬奋为了适应救亡运动的需要，马上在沪筹办《抗战》。

　　8月19日，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在上海问世，它为三日刊，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逢3日、6日、9日发行。该刊第一期明确表示：“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由于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制，从第七期起改名为《抵抗》，沿用至第二十六期。上海沦陷后，11月16日出版的第二十七期恢复《抗战》原名，在沪继续出版三期后，不得不移至武汉印行。

　　《抗战》以发表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呼吁一致抵御外敌，主要撰稿人有胡愈之、郭沫若、金仲华、张仲实、胡绳、茅盾、艾思奇等。该刊曾登载《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就职通电》，报道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还先后发表潘汉年的《全民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胡绳的《抗战时期的文化界》、叶剑英的《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和胡子婴的《怎样动员全中国的妇女》等重要文章。冯玉祥在致邹韬奋的信札中这样称赞《抗战》：“内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所以，该刊每期销量很快达到三十万份。

　　邹韬奋对于《抗战》的编辑，可谓呕心沥血，所以它特色鲜明：每期都有战局分析（常放在首页并附地图），精辟叙述战场得失，这些文章连在一起看便是抗战初期的作战简史，撰稿人金仲华曾表明“我的计划是要把时事和地图联系起来，增加一般人对于世界形势的了解”；注重进行国际形势分析，其中既有披露日本现状的《日本能作“长期战争”吗？》《日本经济能作持久战吗？》等，也有简评各国对日本态度的《国际间一致反对侵略者》《随着抗战展开的国际形势》《最近美国态度的分析》等；坚持普及战时常识，不断向民众介绍如何防空、防毒、救护，如《从飞机谈到炸弹——怎样才能避免炸弹呢？》《毒气是怎样的？》等。另外，与上述“抢眼球”板块相适应的是，该刊的新诗起到了“点睛”作用，陆续发表的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钱亦石、何香凝等的诗作均简洁明快，如冯玉祥的《战利品》《吴淞口大战》等都被读者传诵；邹韬奋每期一篇或数篇的时评言简意赅，往往针对民众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题下笔。正因如此，该刊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当年上海办得最出色的杂志之一。

　　1938年7月，《抗战》与沈钧儒、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成《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柳湜主编，参与编辑的有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后来它迁往重庆改成周刊，至1941年出至第一五七期被迫停刊。

　　贰　巴金发起创办《呐喊》

　　1937年夏，巴金住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在“八一三”事变发生时，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三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在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工作。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59号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12月终刊。

　　叁　夏衍精心主编《救亡日报》

　　1937年8月中旬，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更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决定在沪筹办《救亡日报》，并建立由巴金、钱杏村、金仲华、茅盾、柯灵、郭沫若、夏衍等三十人组成的编委会。经过夏衍等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八一三”事变发生不到两周，《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在沪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六楼。

　　《救亡日报》由夏衍主编，每天下午三点钟出版，四开四版，在形式上虽然是小型报纸，却与别的小报截然不同，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曾提及：它“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专登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救亡日报》版式活泼、风格独特，注重采用街头小说、抗日歌曲、大鼓、漫画、木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反映主题；在编辑方面勇于突破常规，对新闻报道采取精编原则，因而发行量迅速由近千份跃升至数千份。

　　在夏衍领导下，《救亡日报》始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要任务：及时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刊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照片及战役地图；发表彭德怀的文章《战略与战术》《论游击战争》；连载长篇通讯《今日朱、彭》，详细介绍人民军队的情况；另外，也推出《郝梦麟军长追悼特刊》《八百壮士专页》等，广泛地报道各阶层的救亡活动。他为了使大家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还以自己对日本社会的深刻了解，写了《日本在过阴天》《日本的悲剧》《悲剧中的悲剧》等随笔，这些文章很快汇编成册出版，当年有评论称：“它不是论文，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比纪事更生动。”

　　那时，夏衍不仅负责报纸的组稿、编辑、印刷、发行、对外联络，还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一天，他和田汉去沪郊嘉定前沿阵地，路上遇敌机轰炸，两人就跳下车，避到树下或稻田里；有次，他在夜里赶路，从被炸得只剩一半的桥面通过，很是惊险。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当晚，夏衍愤怒地写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谴责日军暴行。第二天，《救亡日报》登出此文，报纸被人们争购一空。日军闻讯气急败坏，马上勒令《救亡日报》停刊。夏衍迅速把《救亡日报》编辑部转移至一位进步青年家中，在局促的灶披间坚持战斗。11月22日，《救亡日报》出版“沪版终刊号”，夏衍在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中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嗣后，《救亡日报》相继在广州、桂林出版，仍由夏衍主编，至1941年2月终刊。郭沫若曾回忆：“上海成了孤岛之后，在抗战初期的宣传工作上起过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首先被迫停刊。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各处街头巷口的小书摊也完全改变了模样。”

　　肆 鲁少飞、王敦庆与《救亡漫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当年被视为全国漫画创作中心的申城，漫画家们很快行动起来，成立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随着“八一三”事变的隆隆炮声，漫画家们又在沪建起漫画宣传队。

　　那时，由于局势动荡上海的漫画专业期刊全部停办。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经过努力，所主办的《救亡漫画》于9月20日诞生，以《救亡日报》附刊形式出版，由章乃器题写刊名，王敦庆撰发刊词，它既随报附送，又单独发行。《救亡漫画》发行人为鲁少飞，王敦庆负责编辑业务，该刊作者阵容很强，几乎聚集了所有著名漫画家。

　　《救亡漫画》系五日刊，每期可容纳四五十幅作品，以宣传救亡为主要内容，深刻揭露日军的罪恶，热情反映抗日根据地新气象。在创刊号上，封面作品为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浪》，画面上吶喊的民众、手持武器的中国军人仿佛形成滔天巨浪，要把挣扎的日军淹没，这体现了全国空前高涨的抗日斗志；还推出“报道漫画”《抗战热情在陕北延安》，生动展示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的情景，它既有新闻性，也具漫画特点，真实及时而又形象生动。该刊佳作颇多，如叶浅予的《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前线作战将士的恩物——标准光饼制造所》，张乐平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丁聪的《日本强盗任意蹂躏战区里的我同胞》，张仃的《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陆志庠的《京沪线上所见一列被暴敌所炸毁的客车》等，都产生不小的影响。这份漫画刊物采取幽默笔调和“看图识字”形式，尽力使不识字的民众都能读懂，发行量曾达两万份左右。

　　张仃曾回忆：“抗日战争一爆发，大家便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当时，上海还出了一个小报《救亡漫画》，由鲁少飞留在那里编。我们漫画宣传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们这些人向《救亡漫画》供稿。”尽管鲁少飞、王敦庆废寝忘食地埋头工作，《救亡漫画》出版至第十二期终因经费拮据不得不停刊；漫画宣传队抵达武汉后，马上克服战时印制困难又办起《抗战漫画》，这份半月刊共出版了十五期。《救亡漫画》（包括后继者《抗战漫画》）被誉为文艺界“抗战救亡中最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