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一次主谈就不欢而散 　　

　　1991年4月7日至13日，第一轮两国政府工作小组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举行。

　　英方组长伯恩斯人高马大，戴一副宽框眼镜，一脸修养和营养都很好的福相，与我这个来自中国南方的小个子正好构成反差。因为他的傲慢，我们没少顶牛，甚至来回拍桌子。

　　这位地道的英国外交官一开腔就居高临下，声称此次谈判的目的仅是“知会中方”（inform you），充其量就是中方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英方愿意作些解释而已。

　　我回应说，谈判是为了共同讨论（discussion）问题，彼此应该互相尊重。接着，我俩就他提出的“知会”这个词儿，纠缠、辩论了约莫半小时。我耸耸肩说：“如果阁下确实仅为此而来，那就真没什么可谈的啦。我不知道贵国外相留你在北京究竟有何意义。”

　　伯恩斯碰了个“钉子”，不再坚持“inform”了。他一面摆弄手中印有“钓鱼台国宾馆”金字的粗铅笔，一面“耐心”听完了我对新机场建设财务安排建议的发言。

　　他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几乎全盘否定中方建议，还借此抨击中方的这个建议损害了英方在香港的管治权威，无非是想把他老板前些天表达过的担忧再重复一遍，并想在他的谈判中获得中方再一次的确认。其实这不困难，我可以给他，可是给了之后他还不放心，一触及中方需要实质性地参与这个跨“九七”项目的话题，双方就僵住了。

　　这样持续了四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每天开谈时间忽早忽晚，因为伯恩斯每天会后都得向伦敦汇报，伦敦得征求港英行政局意见，港英行政局形成了新口径还须反馈伦敦，伦敦外交部定夺后再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向伯恩斯下达指示，这过程中还有两国8小时时差延误，难怪在北京的伯恩斯心急火燎了。

　　11日下午谈判甫一开始，他就声明：“我明天就回国了，机票已经买好，成不成就看下午！”我不为所动，按照既定方案应对。

　　谈到天黑，国宾馆里各种灯火亮起来，英方组长伯恩斯把文件夹一合，站起身说：“好，我明天走了。在此之前你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对他的傲慢“礼尚往来”，也站起身，向他握别道：“那就祝你一路顺风！我想，我不会打电话，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倒是可以打电话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我。” 

　　第一次主谈就不欢而散。我在钓鱼台时嘴硬，过后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连夜向鲁平主任汇报，他从容不迫地说:“没关系，破就破，原则是要坚持的。”最后，还睿智地补充了一句，“看看明天情况再说吧。” 

　　回到海淀区翠微北里的家，又已深更半夜，早过了电梯运行时间。楼道漆黑，我扶着墙壁摸索上楼，掏钥匙打开家门，看见灯光下我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坐在对门的沙发椅上。当时他已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退休，20年极“左”路线制造的冤假错案、10年学术研究成果被剽窃、受压制的遭遇使得他过早地衰老健忘，开始痴呆。他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没有忘记儿子正代表国家参与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大事。儿子没回家，他就偻着腰坚持守门。他见到我，慈蔼地端详，还用我童年时熟悉的语调，重复着一句话：“英国人是老狐狸，要当心。”

　　我的老家在上海宝山，家境贫寒，父亲陈汝惠10岁时爷爷去世，年长10岁的大伯陈伯吹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他小学毕业就当了家庭教师，边教书边写作。之后，父亲15岁也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初等师范毕业当小学教师，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毕业后在上海立德中学教书。兄弟俩年轻时候就以锦绣文章闻名上海滩，大伯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去当编辑，逐渐成为有“中国安徒生”之称的儿童文学作家。父亲是抗战时期上海“孤岛文学”的重要作家，著有《女难》《淡水》《死的胜利》等小说和大量杂文，他的人生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1945年1月28日，日本宪兵深夜来家搜捕，他侥幸脱逃，母亲则抱着牙牙学语的我颠沛流离，过起东躲西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