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袭击保证了大量的炸弹集中投在所有的目标上

　　7月9日，桑兹先生报告说，除了德国人准备使用火箭袭击伦敦的计划以外，还有迹象表明，德国人企图使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和射程极远的大炮。两条形迹可疑的坑道已经被发现——一条在圣奥梅尔附近的瓦当，另一条在费康附近的布伦埃瓦。因此向英国东南部选定的雷达站发出指示，要求它们提防火箭的发射。

　　内政部也制订了计划，不是准备大规模地撤出伦敦的人口，而是在紧急时迁出十万名享有优先权的居民，如在学儿童和孕妇，规定每天为一万人。莫里森桌形防空壕，已有三万个运入伦敦，使城内原来储存的这种设置增加到大约五万个。

　　7月19日，我们提出的报告说：

　　在法国的西北部，正在进行一些性质无法判明的工程，包括铁路侧线、转车台、房屋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在上述大部分地区，建筑工程正以极快的速度加紧进行，尤其是在瓦当，活动异常紧张。对于这类工程，还进行了一些伪装，在某个地点还发现将高射炮运到了现场。

　　当这种种事实和报告提到国防委员会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关于对英伦三岛的这种新的袭击方式，究竟是用火箭炸弹还是用无人驾驶飞机的问题，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引起了非常深刻而又尖锐的分歧意见。最初认为是火箭的意见占上风，但是，它的支持者，后来因为人们弄清了对导弹的体积与破坏力所做的估计是过分夸大的，于是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动摇。面对上述的情况，那些负责国内安全的人们，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性：不仅要从伦敦撤出儿童和孕妇以及其他特定的人们，甚至要使首都本身全部实行撤退。

　　国内安全大臣研究了报告，深为不安，并且往往把危险说得极其严重。他必须确保没有低估这种危险，这自然是他的特别职责。另一方面，彻韦尔勋爵却表示不信；他认为，德国人即使能够制造巨大的火箭，也是不合算的。正如他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他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使用无人驾驶的飞机，他们获得的成果要大得多，而付出的代价却小得多。即使如人们所预言的那样，他们使用弹头重达十吨或二十吨的火箭，他也不认为英国遭受的破坏，会达到已经提出的数字所表示的那种程度，何况他并不相信这是可能的。

　　听到他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之间若干月来时常进行的讨论，有时似乎令人感到，这两位主角的意见分歧，在于究竟这些自动武器的袭击，是毁灭性的，还是比较不重要的。实际上，如往常的情形一样，这不是“是否”之争，而在于“多少”之争。

　　彻韦尔勋爵的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对于袭击的可能规模所表示的意见，大体上是正确的，而那些耸人听闻的估计则是错误的。

　　这些讨论并没有使我们的行动延迟或犹豫不决。袭击佩内明德虽有困难，但势在必行。8月17日夜晚，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空军中将，派遣五百七十一架重轰炸机进行突击。所有的建筑物都分布在沿海岸的一条狭窄的地带，并有烟幕保护。从英国发射的无线电领航电波，既不能达到它们那里，而我们的飞机携带的仪器，也不能充分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因此，必须在月夜进行轰炸，尽管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就在附近，而派遣我们自己的夜间战斗机，距离又是太远。飞行员奉命从八千英尺高空进行轰炸，这比他们的平常高度要低得多。而且哈里斯空军中将告诉他们，如果第一个夜袭的空袭失败了，第二天夜晚，必须再进行一次；以后遇有适宜的夜晚，必须一直继续下去，不计损失，也不考虑敌人在第一次袭击后显然要尽一切的可能增强防御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又做出一切努力，来引导我们的飞行员和迷惑敌人。领航飞机在前面飞行，指示航线和分散的标志，一架主轰炸机围绕目标飞行，估定结果并用无线电话指导我们的飞机。这次采取的航线几乎和前次轰炸柏林时一样，并且派遣一小队蚊式飞机前往柏林，以迷惑敌人。

　　那天夜晚的天气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好，地面上的标志也不易找到，但是将要飞到吕根岛时，天气开始晴朗了。许多飞行员都准时地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距离，开始飞行。目标的上空多云，而且又笼罩着一层烟幕，但是，据哈里斯说，“这次袭击的计划，非常周详，因此保证了大量的炸弹集中投在所有的目标上。”敌人起初被我们对柏林的佯攻所欺骗，但这种情况并未维持多久。我们的绝大多数轰炸机都飞了回来，但德国战斗机在它们的返航途中截住了它们，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被击落了四十架轰炸机。

　　这次轰炸的结果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尽管在物质上造成的损失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得多，可是这次袭击对于局势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刚刚绘制完毕、准备发给车间使用的构造图样都被烧毁了，准备开始大规模制造的计划也大大地推迟了。佩内明德的母厂被炸弹命中。德国人由于担心在其他地方生产火箭的工厂遭到袭击，便把制造工作集中在哈尔茨山脉的地下工厂。所有这些变化，使这种武器的改进和生产大大推迟了。德国人还决定，把他们的实验活动迁到我们轰炸机航程以外的波兰境内的一个机构。我们的波兰特工人员警惕地监视着那个地方。新武器在1944年1月进行了试验。他们不久就发现了新武器的射程及其发射路线，但是火箭坠落的地点，自然彼此相距有许多英里远。德国的巡逻队经常急忙赶到火箭落下的地点，并收集碎片。但是有一天，一枚火箭落在布格河岸，没有爆炸。波兰人先赶到现场，把它推进河里，等德国人放弃了搜寻以后，乘黑夜把它捞起来进行拆卸。这一危险的任务完成后，一个波兰工程师于1944年7月25日，被皇家空军的一架“达科他”式飞机接走，他携带许多技术资料和重达一百余磅的新武器的重要组件飞往英国。这个英勇的人物又返回波兰，后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8月13日在华沙遭到枪杀。

　　对佩内明德的袭击虽然使我们做出了上述的种种牺牲，但是对战争总的进程却产生了重要的和明显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次空袭以及后来对法国境内发射地点的袭击，则希特勒用火箭对伦敦进行轰炸，很可能在1944年初就已开始。它实际上被推迟到9月。到了那时，在法国北部准备就绪的发射地点，已被蒙哥马利将军的部队占领。结果，飞弹不得不在荷兰的临时基地发射，那里距离伦敦这个目标，路程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准确性也大大地降低。到了秋季，德国的交通线，由于战争的各种需要而拥挤不堪，以致火箭送到发射地点的运输工作再不能享有最优先的待遇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所著的《欧洲十字军》一书中，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V”武器的发展和使用，由于佩内明德的实验工厂和其他制造这种武器的地方遭到轰炸而大大推迟。他甚至说：

　　这种情况看来大有可能：如果德国人得以提前六个月完成和使用这些新武器，则我们对欧洲的进攻必然被证明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我确信，如果他们成功地使用这些武器达六个月之久，尤其是，如果他们使朴次茅斯——索斯安普敦地区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则“霸王”作战计划可能已被取消了。

　　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这两种武器的平均误差在十英里以上。即使德国人能够保持每天发射一百二十枚的比率，而且假定没有任何一枚被击落，其效力将等于每周在一平方英里内只落下两三枚一吨重的炸弹。然而，军事指挥官却认为必须消灭“V”武器的威胁，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平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也同样地为了防止它对我们攻势行动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