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唯铭相识于九十年代，当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上海百年建筑的书，为此他通读了许多建筑专业的参考资料，采访了社会各界的人士，我也是被采访的建筑师之一。虽然我们同处一座城市，且我也可以算得上一位建筑界的“专业人士”，但对于上海近现代的建筑发展了解不多也并不全面，我总觉得要想厘清这些建筑历史的头绪还是一项颇为浩大的工程，当时虽然对唯铭探索新领域的勇气颇为敬佩，但对于他所要去面对的任务，老实说也是心存疑虑的。所以，当他将一部有关上海百年建筑的鸿篇巨制《不可遏制的活力：东西方尺度比照中的上海百年建筑》放在我面前，亲眼目睹那些颇为内行的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专业水准时，我的惊讶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后，我曾拜读了唯铭的好几部作品和短文，他常常将这座城市作为宏大叙事的背景，显然，这座城市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文学符号。

　　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当唯铭再次提笔为这座城市写新书时，我已经将他看成了一位成功跨界建筑的文学使者了，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和积累，可以去更为深刻地发掘这座城市深处的建筑文化价值。在他与我聊起此书的构想时，我很快就相信这会是一次更有学术价值的探索，也将会是一次有意义的建筑文化的布道。

　　我的这种判断来自我在作为建筑师之前的经历。我老家三楼的阳台正对着武康大楼，也就是文中提到的乌达克设计的诺曼底公寓，而那一带的人将它俗称为“船房子”。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常去的理发店，有着很浪漫的店名“紫罗兰”。那条底层敞廊里还有食品店、西药房、杂货店和洗衣店等，那个典雅的公寓大厅和那两台老式电梯至今也存有着依稀的印象。小时候并不懂得建筑，但仍能感受到它独特的建筑美感，以至于没有美术功底的我却有着将它画下来的冲动，然而，对于关乎建筑美感的比例、尺度、样式、细部以及它那个时代的城市历史与文化背景、建筑师等等则一概无从知晓。这种状况与世界发达国家建筑文化的高度普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即使是信息发达的当今，民众仍然对这座城市建筑的百年兴衰知之不多，似乎这只是少数人才需要去关注的问题，而遗憾的是，建筑绝非仅仅是建筑师个人灵感的产物，一栋建筑物的诞生，会受到诸如政治体制、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地域环境、城市经济、科学技术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而如果要说到建筑的艺术性，则也是一种掺杂着很强烈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公共产物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社会审美观。由此可见，建筑文化的传播，对于城市建筑文化的发展显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尤其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将会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主体，抑或是更为重要的决策者、管理者，他们对于城市建筑文化价值的认识一定关乎着城市的未来。

　　唯铭邀我为他的新书写点什么，我深知我文字的贫乏而力不从心，但我觉得唯铭这部建筑文化专著《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从文学的角度，讲述了有关房子的生动故事，从而架起了建筑学与公众的一座桥梁，而邬达克在上海建筑实践的二十多年则仿佛上海近代建筑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很乐意为其凸显的文化价值而摇旗呐喊。

　　(作者为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首席总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