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局势变化源于国内、国外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动和复杂历史文化因素的相互交织。

　　危机背景：宪政多变

　　从长时段的背景来看，至少值得关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能力虚弱，乃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原因。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在二十余年中出现了五次重大宪政变化。

　　从表面上看来，乌克兰的宪政权力构架在总统主导和议会主导这两者之间大幅度摇摆，导致民众的政治认同长时期来难以稳定；实际上，每一次宪政权力的变动总是受到外部势力的深度干预，同时，也受到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势力的疯狂寻租。

　　人们常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是在政治治理结构不断折腾的背景之下，一个原本资源相当丰富、工业基础强劲、有一定制造能力的乌克兰经济先是受“休克疗法”摆布，后是在一轮又一轮不同利益集团的主导下，经济发展取向或是向东、或是向西，造成了长期经济徘徊、外债沉重、腐败盛行、失业严重。乌克兰的经济成为政治动荡的“人质”。

　　苏联解体之初，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济处于同等水平，但是，二十年下来，乌克兰人均收入只有白俄罗斯的一半，只及波兰的四至五分之一。

　　从人文发展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地处世界上最大的欧亚文明结合部西端的特定历史地理位置。一方面，当地有着来自欧洲和来自东方文明交融的长期历史，形成了乌克兰异常绚烂夺目的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也使其长期以来受外部势力的深刻介入。不光乌克兰因民族人种、语言宗教、历史上的政治归属等因素使得其内部高度分化，而且当代国际政治中美欧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拉锯拔河，成为内部左右摇摆的直接缘由。

　　北约和欧盟东扩，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一边使得乌克兰国内政治经济呈内部分裂状态，另一边使得原本脆弱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重大裂痕。而新世纪“黄金十年”中俄罗斯所获得的复苏和国力的总体增长，以及普京大力引导的强国精神，使得俄罗斯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虽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展到迎头相撞，但是，在如乌克兰这样的缓冲地带出现危机型爆发，乃是“偶然之中有其必然性”。

　　发展过程：三个阶段

　　我们从乌克兰危机的发展阶段和演进路径来观察一下危机的特点。

　　第一阶段：作出艰难选择

　　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和欧盟之间的谈判后，乌克兰依然得不到所想要得到的经济支持。欧盟提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财政支持的同时，必须对乌克兰国内司法程序进行大幅度改革，实际上是要让总统亚努科维奇释放被审判囚禁的政治死敌季莫申科。在亚努科维奇既面临欧盟政治压力，同时又得不到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才决定转向俄罗斯。

　　2013年11月21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协议，俄方同意提供150亿美元以购买乌克兰国债，俄向乌提供的天然气供应价降低三分之一，同时乌克兰中止与欧盟联系成员国问题的讨论。乌克兰国内形势开始动荡。

　　第二阶段：基辅发生政变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的2月份。随着西方的干预，2月中旬以后，反对派的活动大为活跃，以“右翼成分”为突出代表的激进势力影响突然上升。与2004年“橙色革命”的时候相比，激进反对派立场更右倾，行动更为暴力，并无固定首领、但是行动高度迅速和具有组织力。

　　同时，亚努科维奇阵营开始分化，不光“地区党”骨干开始反叛，包括原来依靠亚努科维奇的寡头势力逐渐与反对派合作，特别是议会党团的力量向反对派倾斜。

　　2月18日独立广场出现暴乱，亚努科维奇本人一退再退，甚至当时普京还曾建议，不能从广场撤出维持秩序的警察，但是，亚努科维奇并没有接受。2月21日在法国、德国、波兰，包括俄罗斯见证之下，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签署协议，同意回到2004年宪法——乌克兰政局再一次从“总统议会制”转向“议会总统制”，成立过渡政府，并同意于2014年年底之前举行大选。

　　出人意料的是，“右翼成分”宣布，如不接受广场反对派主张，他们将走向武装暴动的立场。在此背景之下，议会立场完全倒戈，不光“弹劾”了当时一度消失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而且2月22日议会通过了乌克兰反对派宣布组成的新政权。季莫申科的意识形态专家图尔奇诺夫担任了临时总统，季莫申科的伙伴、祖国党的亚采纽克担任了新政府总理。

　　第三阶段：克里米亚动荡

　　2月22日政变之后，乌克兰局势并未平息，3月初，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同意对乌克兰用兵，但是，是否真正动用武装力量的权力掌握在普京手中。美欧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3月16日，克里米亚居民以96.77%的高票通过克里米亚归并于俄罗斯的全民公决之后，普京高调回应，并签署克里米亚归并于俄罗斯的协议。至此，有关克里米亚去向的悬念大体尘埃落定。

　　从危机以来的整个过程看：第一，内外复杂因素的长期交织显然是重要动因；第二，亚努科维奇无力掌控局面也成为众叛亲离的重要诱因；第三，乌克兰的政变和街头暴乱互为呼应，反对派的激进和极端倾向使得事态走向不可控制；第四，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在西方大国见证之下的协议未被执行成为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第五，西方的制裁威胁没有能够阻止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短期走向：僵持抗衡

　　随着克里米亚公投和俄罗斯接受其加入，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有待关注的是，东部乌克兰俄语人口地区是否会如同克里米亚一样出现要求归并于俄罗斯的政治要求？美国与欧盟将会采取何种升级的措施打压俄罗斯？

　　目前来看，克里米亚的归于俄罗斯并不会是事态的终结，肯定将会有一连串博弈和对抗接踵而至。从短时期看，僵持和抗衡的局面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如若国际社会能够冷静地估量各方实力的对比，认真地思考未来可能的各种走势，并真心诚意地进行沟通，还依然有可能逐步地使乌克兰走出目前危机。

　　关于乌克兰未来政治格局的前景，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提出过一个乌克兰“芬兰化”的建议。内容包括，乌克兰可以像芬兰一样，采取实质上的中立政策，政治上可以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经济上可以加入欧盟、也可以和俄罗斯建立紧密合作，但是军事上不加入任何被俄罗斯认为针对自己的军事组织。

　　鉴于俄乌与俄芬之间的不同关系状态，这一考量未必会被俄接受。同时，在俄罗斯已经明确接受克里米亚加入的背景之下，西方也未必仅限于乌克兰中立的立场考量，特别是乌克兰本身将会更加急切地要求得到西方的军事支持，乃至于提出加盟。但是从长远看，类似于“中立化”的考量还不失为一个思考问题的起点。

　　普京总统私人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曾经提出过乌克兰“联邦化”的主张，认为乌克兰可以真正赋予地方自治和自主权力，使其能够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度。当下克里米亚局势激化，各方未必会把“联邦制”问题置于谈判桌上，但鉴于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巨大差异，从中长期看，“联邦制”也会是个难以规避的政治选项。

　　带来启示：避免对抗

　　尽管乌克兰的危机局势远未有尽头，但是细细观察整个过程和当下发展还是可以汲取不少教益。

　　第一，地区形势的动荡往往是国家自身发展的缺乏定势和未能形成内部认同，致使外部势力和国内政治掮客有可以寻租之机。

　　第二，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主导和干预还是一个无情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问题在于，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求和实现国际政治公平与正义。

　　第三，乌克兰危机说明现有国际政治范式缺乏应对现有危机的手段和机制，迫切需要加以弥补和提升，各方应该通过保持协作和克制来维持既定格局下的稳定。

　　第四，乌克兰危机之后，这个混乱中的世界未必就一定重回冷战，但是冲突形势的加剧乃至于全面动荡还是非常可能，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不光要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且，更要关切如何推动国际社会在发展和进步中避免对抗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