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商务座里只有两个人。我坐在前面，她坐在后面。后来我就听见她轻声打电话了。她是北京人，电话是打给上海一个人的，她说，她中午到上海，她来的时候，有人托她一定要买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的玫瑰牌大头菜，是玫瑰牌大头菜，她让那个人去帮她买，她要带回去。我回头看看她，是个语气和神情里都闪落着漂亮教养的女人。这个时候，在商务座里，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第一食品的大头菜，说我们小时候的酱菜，而我们简直就已经忘记了，餐桌上多少年再没有出现过，根本想不到让它出现，心里有异常的感动，异常的亲近，甚至简直就是异常兴奋，小的时候的酱油店就立刻又在我的对面了，我看着它柜台上的玻璃罩子里，很大的搪瓷碗里，满满的黑的大头菜，还有酱瓜，什锦菜，红腐乳……

　　餐桌上怎么就再也没有了呢？那真的就是穷人的菜，穷困年月的打发，我们现在算是富裕了？上海算是富裕了？上海人的腔调算是翻天覆地了？

　　高铁的确是快，商务座也的确安静、舒服，窗外已经是虹桥站明明朗朗、干干净净的月台，我站起了身，拉上行李箱，她也站起来，我对她说：“大头菜吃的时候，要切成薄薄的小片，放在小碟子里，浇点麻油，就是你们说的香油，很好吃的！”

　　她说：“啊，我记住了，谢谢你啊！”她一定很意外我的开口说话，有多么长的时间不在飞机和火车上主动与人说话了，在飞机和火车上和陌生人说话，已经成为一件很奇怪很别扭的事，你有很友好很轻松的心情，别人会紧张和怀疑，不明你的“身份”。飞机的邻座，火车的邻座，都是默默无语坐到底的，可是今天我没有让自己默默坐到底，终于在车门打开前开口说要切成片，浇点麻油，因为今天听见了上海大头菜。

　　我们下了车。大头菜和酱油店就一直在脑子里闪进闪出。第二天，我就去买大头菜了。我出门的时候说：“我去买大头菜了！”

　　我不知道家的附近哪儿有卖酱菜的店，就直接去了淮海路的土特产商店。这是一个好商店，我对它的喜欢是含着绵长的温暖的，就好像对食品一店。它们的区别是食品一店已经面貌完全焕然，而“土特产”依旧是那么土特产。我想，“土特产”会有上海大头菜的。

　　果然就看见了，大搪瓷碗里，黑的一块一块，一下子就把无比亲切的闪耀给了我，我快活地问：“这是上海大头菜吗？是玫瑰牌吗？”

　　营业员说，是上海的，不是玫瑰牌。我说：“帮我称几块！”不是玫瑰牌的也要称。总共五块多钱，不是一毛钱两毛钱了。

　　出来后，我又去“哈尔滨”买了“拉花”，这也是快要被我们忘记的点心了。我们都是会忘记的人，像个时髦的傻瓜，以为自己生活在“现代”，从衣领到鞋底，从住的房到开的车，什么不是新的？哪怕样子像赤佬，但只要是新的，就是时髦。我们的脚底何处还能踩着从前的泥巴和青苔？

　　我飞快地就回家了。用干净冷水把大头菜洗了洗，切成小片，放在小碟子了，浇了一点麻油，烧了一碗泡饭，好吃啊，大头菜！虽然不是玫瑰牌，但是好吃，忘记的味道，原来这么好！

　　这样的小感觉、小味道，对我们这种所谓忙碌得很豪华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快乐和满足呢？我们的满足不是总在别处吗？快乐总在前方吗？老餐桌，老房子，老马路，老酱油店被清除得快精精光光了，可是还在说自己特别有文化，而且还说要传承，我们都继续在嘴巴上、论文里传承吧，专家越来越多，老味道越来越少，那么最后就专门传承“没有味道”了。到那时，哲学就真正是无中生有的深刻了。

　　吃完泡饭，我泡了一壶红茶，把“哈尔滨”的“拉花”放在盘子里，小碟子里的大头菜也在桌上，吃吃这个和那个，突然知道，这两种颜色和味道，原来是可以在同一个台面，同一个档次，同一个情调里的。我的外祖母，我的父母，他们以前都想不到。于是我自以为是地想，不久又要去法国，我要带几块上海大头菜过去，让法国人尝尝这黑味道，他们只知道宫保鸡丁，我要让他们也知道些中国别的，从前，他们的那位伟大的伏尔泰，是非常懂中国的，他对中国的赞美简直就是盛赞。

　　过几天我要去食品一店，看看他们的大头菜是不是玫瑰牌的，再买几块。

　　于是，我现在要说的大头菜的故事就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