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地考到最后，在整个川沙县的几千名考生中只筛选留下了12名考生进入了正式考试。那时我们这几个人已是经历了四次考试，我也一边考一边了解到一些专业知识，如：哪些是标准普通话中的前后鼻音，什么叫小品，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我每一次去参加考试，都只觉得是出门去玩的，很开心很新奇，没有一丝紧张感，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上海川沙县的招生试点工作结束后，招生组又在上海市区和华东六省一市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招生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依旧回到杨思公社务农。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接到招生组的通知，让我去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一个学习班。当年川沙县文化馆的林幼光老师专程把通知书送到我家，妹妹把还在农田里干活的我叫了回来。那份通知书上这样写道：“川沙县文化馆：这次我院按上级指示，到您县进行招生工作，得到您们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们表示感谢。我院表演系在您县进行初选后，进入正式考试的有12名。这些考生中，经我们研究，认为李国忠，奚美娟，陆燕芳等三位同志各方面条件较好，拟选拔他们进入我院学习班，以便对他们做进一步了解。待学习班结束以后决定最后录取与否……”通知书的落款是“上海戏剧学院革命委员会”。

　　命运七日

　　到上戏参加最后复试的学习班时我才了解到，这次的招生共挑选出了将近六十名考生，为了确保考生质量，招生办决定让我们这些考生在上海戏剧学院集中住一个星期，短期训练后，排练一台节目作汇报演出。待演出结束，才能最后确定这将近六十名考生中的四十五名（实际上最后录取了四十九名），作为那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最终被录取的学生。事实上我们这届表演系学生的名额，原本定的是招六十名，分两个班。一开始招生组沿用“文革”前的标准，考试过于严格，到最后经过层层筛选名额没有招满，临近开学前，只好又到上海所属的安徽黄山茶林场等地急招了几位学生，最后，在川沙县考生中，又补录了一名男生。这样，整个川沙县共录取了四名考生。那次招生的严格程度，从让我们这些最后入围的考生住在上戏一周、集中进行专业训练就可见一斑。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史上，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为参加最后复试而入住上海戏剧学院，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走进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那一周里，除了每天排练，只记得女生宿舍里是有一位女老师陪着住的，她是表演系的魏淑娴老师，除了晚上在女生宿舍陪我们，她在白天也参加对我们的业务培训，还负责我们这批考生的生活事务。不知为什么，那段生活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结束一天的培训后，临睡前魏老师从家里赶到我们女生宿舍，在最靠近门口的那张上下铺的木板床边，和我们交待几句，然后熄灯与我们一起休息。虽然魏淑娴老师后来也没有教过我，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对她那充满关爱让人信赖的脸庞印象深刻。

　　一周后的那次汇报演出，我被安排在一个主要片段里扮演一名医生，在那个只有几分钟的戏剧小片段里，我这个只有十八周岁的青年被要求扮演一位有经验的中年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戏剧人物亲密接触，完全没有经验又渴望去靠近，自己和角色之间的各种差距，强烈激起了我的新鲜感与求知欲。我非常非常地努力，只要老师有一点启发，做一点示范，我都能原封不动的去照着做。每天排练结束后，我再把老师白天对我提的要求在脑子里过一遍，在动作上复习一遍，可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到了正式汇报演出那天，在上海戏剧学院老剧场的后台(此剧场现已被拆除)，我化妆成了一位留着齐耳短发、身穿角色服装的中年医生。当我在后台的镜子里看到这个形象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中年人，老师在排练时要求的，比如：那个医生走路比你自己要稳重，说话声音也没有青年人的尖脆，等等，都神奇般地意识到了，领悟了。带着这样对于表演艺术朦朦胧胧的初次感受，我上台顺利地完成了汇报演出。舞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据说，全上海许多专业团体的有关人员都来了。毕竟这是“文革”后期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次恢复招生，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些经过千挑万挑选来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台上台下互感新鲜。负责排练我这个戏剧小片段的老师叫徐企平。他后来当了我的班主任。

　　时光飞过四十年，前段时间，当我终于有机会又见到当年给我送学习班通知书的林幼光老师时，他告诉我，那次在川沙县的招生考试中，上戏表演系的主考老师张振民很看好我，曾和他说：“这个考生气质很好，以后可以演生产队长”。哈哈哈……我听了开心大笑，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在我以后的演艺经历中，几乎就没有机会尝试过“生产队长”那样的角色呢。

　　人生多奇妙，1973年在上戏的那短短一个星期，就成了我们这几十个考生的“命运七日”。此时，艺术的命运之门向我们敞开了。但大家都知道，其中有十几位考生还会被淘汰，这要等到当年9月开学时才知分晓。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事的发生，让艺术之门提前在一位考生的面前关上了。一位外表形象与业务水平都明显好于其他考生的男生，家住杨浦区，算是市区户口，有一天在男生宿舍的公共洗漱间他对另一位来自农村的考生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我就把这块肥皂送给你。那位农村来的男生认为这是在侮辱他，就把此事告诉了老师。现在想想很有可能此话是那“市区男”的调皮玩笑——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八九岁，思想也没有那么复杂，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的事情会被看得极严重，认为这个学生的思想品德有问题。当我们结束最后一次考试离开时，就听到有老师委婉地对他说：“希望今后在别的工作岗位上听到你的好消息”。

　　前几年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个城市巧遇当年的“市区男”，他早已是事业有成的人。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在场的人都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会认识的？他狡黠地朝我笑着回答：“我们是同学……”当年考试时他的经历，今天讲起来也成了笑谈。我想，这位在当年没有成为同学的“同学”，冥冥之中也许就应该走今天的这条人生路，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已经成为一个佼佼者。反之，谁又能确定当年顺利入学的那些考生的人生，就一定比他有价值呢。

　　就这样，被反反复复挑来挑去，在1973年的9月1日，我正式入学，成了一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在“文革”后期恢复招生后的首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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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