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晓 1933年生，早年任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后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参与创办《儿童文学选刊》，先后任副主编、主编，出版有多种评论集及《周晓评论选》及其续编。

　　（一）

　　徐霞客，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虽然说过，他要学徐霞客，然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徐霞客之广为人知，应是改革开放初年新版《徐霞客游记》问世，潘琪、于光远、夏衍等倡导纪念与研究徐霞客及其活动持续展开之后的事。与文化名人于光远、夏衍不同，潘琪乃是个陌生的名字。以致有后起的徐霞客研究者参观江阴徐霞客故居时，见徐霞客塑像下碑文书写者的署名，竟发出潘琪为何许人之问，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琪生于1917年，他是上海南汇县人。倘“认祖归宗”，他算得上是申城“乡贤”，只不过并未名闻沪上。1935年未满十八岁的潘琪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入校后投身武汉“一二·九”运动，大力从事校内外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受党委派进入新四军根据地，担任部队和地方宣传与教育部门多项领导职务。抗战胜利后受命赴东北工作，后随军南下，回到他所熟悉的武汉。在中南行政大区工作期间，先后担任民政部、人事部、工业部副部长。1953年调中央，任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后长期任分管公路的交通部副部长。1964年短期调任六机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冲击停止工作。1975年复任交通部副部长，至1982年65岁时退居二线任顾问，1987年离休。1990年2月10日，潘琪病故，享年73岁。

　　潘琪，这位“三八”式老干部的一个令人惊奇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一部书——《徐霞客游记》，改变了他晚年的人生轨迹，影响了他生命最后十年的理想与追求。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底推出了解放后首部、也是最接近原始稿本的新版《徐霞客游记》，翌年岁末潘琪致信于光远，并附去他草拟的《纪念徐霞客诞生400周年刍议》，他在信中自嘲说：“这个潘琪怎么会干起这件事情来了呢？”然后自问自答地写道：“事情是这样的：1981年9、10月，我住医院期间，把新版精装《徐霞客游记》又浏览了一遍，越看越浮想联翩起来。”潘琪出院之后，立即利用赴苏州沙洲调研农村交通问题之便，两次就近造访徐霞客故乡马镇。他是这样说的：“我以虔诚而羞愧的心情参观了晴山堂、胜水桥和徐霞客故居。”“羞愧”者何？——“我比之徐霞客一生出游的路线，除了那些名胜古迹不如他游览得多以外，可以说他三十七年中走过的地方，我基本到过，反之，我已经走过的地方，他却未必到过······但是，一方面，我总自惭科学知识贫乏，文艺修养又很差而不敢动笔。”潘琪自己下结论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一件大憾事。”

　　一位高级干部，对于并非份内事而萌发“羞愧和自憾”，多么可敬可贵。潘琪因“自憾”和“羞愧”而决心“虔诚”地以有生之年投身到当时尚处于无声无息状态的纪念徐霞客“这件事情”中去。以1981年末潘琪致信于光远，倡议纪念徐霞客，及于光远表示大力支持为发端，紧接着夏衍热情响应的信件，以及“筹备纪念徐霞客四百周年座谈会纪要”陆续见诸于1982年上半年《新观察》杂志，纪念和研究徐霞客“这件事情”便“水到渠成”般开启并持续发展起来，如鲁迅所说“一发而不可收”。

　　（二）

　　1983年初，春寒料峭，已退任交通部顾问的潘琪利用赴张家港公干的机会，再次赶到江阴。那时的故居住着近十户农家，满目是陋室颓垣，住户的迁居安置和修缮都需要资金，困难颇大，为此他马不停蹄奔走于马镇和县城之间，并把信息“捅”到省里，终于促成了多处拨款并成立故居修复专门机构。这是为纪念徐霞客提供最基本的物资基础。是年4月，全国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筹委会在无锡成立，此与潘琪的大力促进分不开。

　　越一年，1984年5月，潘琪应邀赴桂林出席他参与策划的矗立于地矿部岩溶研究所的大型徐霞客塑像落成仪式，他特地让《徐霞客游记》责编周宁霞找出席活动的徐霞客故乡江阴的两位代表和塑像作者、雕塑家陈道坦，到他住室一起议事，潘琪极为关注的就是徐霞客故居修复的进展状况，还建议江阴也应考虑树立徐霞客像，并一再请江阴代表返回后一定代为致意。

　　这里要提到周宁霞——我的老伴了（已于2005年因病去世），应该说一说潘琪对周宁霞的倚重和诸多帮助。其起因缘于对周宁霞所撰《游记》前言的赏识，他很认同侯仁之院士对此文的高度肯定。最初的支持，是潘琪获知不久前周宁霞的第一次赴广西考察徐霞客旅程，是自费进行的，他便于1983年岁末，经由广西领导通过广西社科院资助考察专款，使得周宁霞得以再次“纠集”上次考察的伙伴，广西文联刘英，并扩大邀请华东师大地理系的两位教师同行，作第二次考察。

　　也许周宁霞的桂东南、桂西南的两次踏勘考察的收获大大鼓舞了潘琪（周宁霞撰写的两篇长篇考察记发表，其对《游记》的文本诸多差错的订正后来均见之于1987年出版的《游记》增订本），促成了1984年初冬潘琪亲率由多方人员组成的广西考察队，续后于1985年移师云南、贵州沿徐霞客游程考察。潘琪体弱多病，当年率近十人的团队在贵州跋涉于途时，已是勉力拄杖而行了。

　　而1985年，大约是潘琪活动最为频繁的一年，他在上一年即倡议广西学术界筹办徐霞客考察广西35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作为全国纪念徐霞客诞生400周年活动的前奏。是项活动经筹备于1985年12月在桂林举行。这是1982年潘琪提出《刍议》后，第一次较具规模的关于徐霞客的学术会议，多位老学者，如谭其骧、陈桥驿、褚绍唐等也提供论文，会后出版了《纪念徐霞客论文集》，这是徐霞客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出版的两种有较高学术分量的文集之一。另一种是南京大学地理系编辑的《徐霞客纪念论文集》。

　　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是潘琪提请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纪念徐霞客题词。当时我国外交上的惯例是，外国元首来访由国家主席接待后，负担出京访问“全程陪同”的每每是副部长级官员，潘琪曾多次扮演这一角色，他与李先念主席多有接触，故而由潘琪提请题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1985年10月15日李先念题写的“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便成为此后公众耳熟能详的对徐霞客一生最经典的概括。差不多同时，由于江阴树立徐霞客像的需要，基座正面篆刻李先念题词，背面需有碑文，于是，碑文由周宁霞撰稿，公推潘琪题写。

　　1986年冬，徐霞客故居修复告竣，矗立于江阴市（此时江阴已县改市）西门及马镇故居的两座徐霞客塑像落成。江阴市提前一年举行纪念徐霞客诞生400周年会议及塑像揭幕式。此可视为次年在无锡市举行的全国纪念活动的预演。

　　可惜的是，包括广西1985年、江阴1986年、无锡1987年三次重要的活动，事前潘琪都作了种种工作，但由于都在岁末寒冷的季节举行，年迈且健康的原因使他都未能亲自参加而缺席，诚为憾事。

　　（三）

　　曾有采访我的记者提出了周宁霞和潘琪是怎样相识和交往的问题，这倒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相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足以凸显出潘琪的行事风格和为人品格。大约是在1983年夏秋间，一日，周宁霞从出版社下班回家，高兴地告诉我一件使她非常感动的事，因为我也被感动了，所以这件事在我脑里至今仍历历如绘，说的是潘琪步行到出版社送信的事：潘琪来沪下榻市中心锦江饭店，他晨起后，不带秘书，一个人独自步行，沿着茂名南路入淮海中路后向东，不多远再向南折入瑞金二路。这之后路就走得比较远了，要穿越南昌路、复兴西路、永嘉路、绍兴路和建国西路五条街，才走到瑞金二路272号，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因尚未到上班时间，潘琪便将预先写好“周宁霞同志收”字样的一封信递给传达室值班的人，转身就往回走，按原路走回锦江饭店。

　　这路线我很熟悉，若中青年人徒步一个来回，大约也要一个小时。一个六十五岁开外的体弱老人“安步当车”一个小时是走不了的。潘琪满可以让秘书坐着他的专车送这封信的呵。可他却自己走，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我的记忆里，潘琪曾两三次造访我家，记得很清楚的有两次：一次，已是午后，他驱车从外地来沪直奔我家，敲门进屋一行三人，他和秘书及司机。经询问得知他们尚未用餐，周宁霞和我便领着三位客人到我家斜对面的上海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我家当时住泰兴路）。可惜，时间太晚了，餐厅厨房已经熄火，一行人扫兴回家，最终潘琪三人以一锅粥和几样简单的小菜将就果腹。又有一次，仍是中午，忽听得有人在我家窗外（我家住底楼且临街）大喊：“周宁霞，我们喝粥来了！”又是潘琪！当然，这时是正午，周宁霞不能真的再让潘琪他们喝粥，便陪他们至餐厅用膳了。

　　如此这般的一位长者，哪里是身居高位的老革命、老干部，分明是一名豁达风趣、平易近人的老知识分子呵。

　　潘琪晚年的徐霞客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他过早地去世了，但他的事迹不应被遗忘。因为倡导者于光远、夏衍，或为事繁，或为年迈，在纪念和研究徐霞客“这件事情”上，他们难以持续力行，只有潘琪有条件既热心倡导又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实事，其作用无可替代：他的身份起作用，又不惜不计身份作种种不懈的努力；踵事增华，奉献多多，却不求闻达，殊为难得。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于1993年，其时潘琪已故去三年。而潘琪晚年十年所从事的，应该说，是为后继者的努力——更深层次上的纪念徐霞客，和其后被陈桥驿教授命名为“徐学”的研究蔚然成风，准备了若干基础条件的，潘琪功不可没。在纪念和研究徐霞客“这件事情”上，以我的感受而言，潘琪当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