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大会，授予我国30位著名的老中医“国医大师”荣誉称号（包括追授一位）。陕西中医学院的郭诚杰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也是我走上针灸道路的恩师。

　　1 “考我的研究生吧”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当我从新疆日报上读到这一消息时，捧着报纸的双手颤抖不停。这对于正在兵团农场打发蹉跎岁月的我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但我也颇为踟蹰：以我高中毕业的学历，是考本科还是直接报考研究生？

　　我的女友梁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特地从38公里外的142团医院赶来，带来了厚厚的两本西医教课书：《生理学》和《解剖学》。她说，她已经打听过了，考研究生不管中医西医，这两本书是必考的。我仍有些犹豫。梁行一个劲地鼓励我：“你能考上的。我一定尽全力支持你。”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当时，我既要看门诊又要查病房，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对我来说也不是复习而是学习，因为大部分知识都是新的。我没了白天和黑夜，以实现人生一搏。

　　1979年我报考了东南的一所有名的中医学院。走出考场，自我感觉不错。成绩公布了，我的专业分达到98分，平均分数也不低，然而，就因为我缺乏正规学历，结果仍然名落孙山！

　　打击是沉重的，我感到迷茫、消沉。

　　大概在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午后，我突然接到一封陕西中医学院的来信，署名竟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学校的导师郭诚杰教授。信中大意是，当我的报考资料转到他们学校时，研究生招生工作业已结束，而又适逢他外出。他仔细审阅了我的试卷，为我感到惋惜和不平。最后他写道：“你要继续努力，明年就考我的研究生吧！”

　　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像冬天里点燃的一把火，我开始新一轮的投入。

　　2 古城咸阳拜名师

　　第二年1月，正在我拼命复习的当口，梁行接到上海来的调令，让她去顶替从银行退休的父亲的工作。我为她高兴，也为失去一个有力的助手而感到无奈和惆怅。在返沪的路上，尽管时近春节，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她仍决定半夜在宝鸡从车窗爬下车，再转车至咸阳去见郭老师，转交我在《石河子医学院学报》发表的两篇论文，同时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郭老师亲自送她上了火车，还将一大包木耳和黄花菜硬塞在她的手中，嘱咐她要当好我的“后勤部长”。 

　　在激烈的角逐之后，6月21日傍晚，我从欢叫着的护士小余手中接到了复试的电报。经过三天两夜火车的长途跋涉，我到达了古城咸阳。我找了家离学院不远的旅馆，略作安顿后，首先想到的是去看望郭老师。

　　为了不打扰他的工作，我在傍晚直接来到学院的教职工住宅区。这是一幢外观朴实的青灰色三层楼房。接待我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就是郭夫人。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个子不高、壮实的老人走进门来，穿一身半旧的灰中山装，拎了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我赶紧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并作了自我介绍。郭老师怔了一下，面无表情地听着，最后，他微微皱皱眉头，用冷峻的目光看着我，严肃地说：“你赶快回去准备复试吧！”我不由一阵脸红。

　　第二天是面试，整个过程中，郭老师除提了几个问题外，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下午近4点，我刚出门诊部大门，发现郭老师远远站着。他向我招招手，递给我一张纸：“梁行让我转你的，刚到。”我一看是份迟到的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冷静沉着”。抬起头，郭老师的背影已经远去。

　　我终于有幸成为郭老师门下的第一名针灸研究生。三年的朝夕相处，郭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追索精神和正直的为人之道，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应用针刺治疗乳腺增生病和其他乳房病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几乎倾注了郭老师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和时间。我踏进陕西中医学院大门不久，新华社播发了他的这方面科研成果，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病人潮水般的涌进咸阳。他来者不拒，附属医院住不下，亲自到处联系床位。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可以说是把一切都献给了科研和病人。每天深夜，我总是学校图书馆的最后一名读者，但当路经教学大楼时，郭老师办公室的灯光也总是亮着的。

　　3 课题研究陷困境

　　1982年年初过完寒假不久，我和赵老师一起来到咸阳最大的棉纺厂西北国棉一厂。

　　早在放假前，在郭老师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针刺‘气至病所’与疗效关系的研究”。“气至病所”在宋元到明清的多部著作中都有记载，那么到底能不能用一些客观指标来证实有提高针灸临床疗效的作用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课题。

　　郭老师指派系里的赵老师指导和协助我工作。她是位头发花白、满脸和气但要求极为严格的老讲师，早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是位出色的心血管专家，而又特别钟情于针灸医学。

　　这是一个有两万左右职工的大厂，检查与筛选后，我们在卫生所找了一间僻静的小房间，我用在郭老师的指导下、依据古代医籍的记载并结合长期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气至病所”的方法行针。经过半年努力，研究结果大致令人满意。然而，在接近尾声时，碰到了出乎意外的两个病例。

　　一例是个敦实的中年汉子，原患有面肌痉挛症，经过打针吃药好不容易控制住不发。可当针刺入左侧内关时，沉寂了很久的面部突然又剧烈抽搐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我只能内疚地提出再为他治疗面肌痉挛，病人没有理会，悻悻而去。另一位是老妇人，也是针左内关，针感一接触到心脏，心脏突然像被按了下开关似的狂乱地跳将起来。我急忙把亳针拔出，立即病人长长出了口气，症状也逐渐缓解，3分钟后心电图也基本恢复正常。

　　这两个病例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接下来的事更使我陷入困境。整个临床观察结束之后不久，赵老师将全部数据交给我，我进行统计学处理。当我把117例中的34例“气至病所”者与83例仅有局部得气感的病人进行对照时，统计结果却使我暗暗吃了一惊。我反复用不同公式验算了几遍，竟然一致显示：在心电图改善上，气至病所者和不气至病所者没有什么统计学上的差异！

　　我怀疑是不是原始数据有问题，急忙去找赵老师。赵老师让我坐下，叫我不要急，她从资料柜里拿出个本子，说：“这是我反复核对的原始数据，你再把你手上的数字再复核一下，看有没有错。”我从头到尾把密密麻麻的数字反复对了两次，并未发现任何错误。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这个结果将直接影响我的论文结论。而这样一个和经典观点不同的结论，恐怕是难以通过论文答辩的……

　　我们只好去找郭老师。郭老师仔细听完汇报，没说什么，脸色显得有些严峻。最后让我将有关资料统统留了下来。过了两天，他把资料还了给我，郑重地说：“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提倡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你就按你们观察到的写吧，数据不能改，是咋样就咋样！”

　　4 “离经叛道”过答辩

　　获得了郭老师的支持，我心里也有了点底气。

　　论文初稿完成已近深秋。根据学校的规定，我把论文的征求意见稿分送给有关教授。很快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意见。少数认为我的工作较扎实，结论较客观科学，观点应更鲜明一些；但多数认为主观症状和客观指标的观察结果自相矛盾，个别教授甚至说我有诋毁中医经典之嫌疑。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

　　郭老师已经仔细审阅了我的论文，作了多处修改。他看了反馈意见后，对我说：“你要认真分析这些意见，但也不要为某些看法所左右。静下心来好好改。”郭老师的话又一次给了我勇气。

　　不久，学生科正式通知我们准备答辩。除了本省的专家外，特地从兄弟省市请来4名各门学科的顶级教授担任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我的论文答辩的主任委员是河南中医学院的邵经明教授。我听说邵教授是位年近七旬的长者时，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这样一位纯中医出身的老夫子，能容忍我有点离经叛道的文章吗？

　　上午参加答辩的是一位学《伤寒论》的女同学。11点钟左右，她面色苍白地走了出来。我和其他两位同学急忙迎了上去。她有些难受地说，刚才宣布结果，答辩委员会只是勉强同意毕业，没有通过授予学位。我心里凉了半截，看来我也难逃此劫，说不定下场更惨。下午一时半，我的答辩正式开始。台上五位专家正襟危坐，只有中间的邵老略带微笑，其余表情均极严肃，特别是还坐着那位说我离经叛道的教授。

　　我沉住气，从文献研究到临床观察作了简要的报告，在谈到心电图结果时，我故意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谁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家们似乎是商量好的，集中问的就是心电图的结果。我冷静了一下，看来只有豁出去了。我用我几天来的思索结果回答：首先，这一结果是在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的情况下获得的，而且有较足够的样本数，所以我认为是可靠的；其次，从我们的工作发现，气到病所者的效果确实比局部得气者好，至于心电图为什么不是同步的，原因还不清楚，同时，我们也发现气至病所出现劣性效应的病例，这些都与经典论述不符，但不管怎么样说，我认为我的工作不仅是对古人的观点进行验证，也发现了古人没有发现或无法发现的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因此是有价值的。

　　我一口气地说完我的观点，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说得竟那么顺畅。台上五位专家学者脸色缓和下来，尤其是邵老还频频点头。

　　就这样我的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均以全票通过，顺利得大大出乎我和郭老师、赵老师的意外。在答辩会结束的时候，邵老特地走过来，紧紧抓着我的手，用道地的河南话说：“中啊!咱们做中医研究，就是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又有继承又有发扬。”真是语重心长，说得我热泪盈眶。

　　5 要有自己的东西

　　研究生毕业，郭老师希望我能留在陕西，我当然也向往在他身边继续学习，但因诸多原因决定还是回沪，他充分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临别前的那个晚上，郭老师亲手扯他富平老家风味的拉面招待我，他自己没怎么动筷子，也没说更多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多吃些。我知道他的心是沉重的，我也同样的沉重。

　　自此一别，我们天各一方，东西二地。1990年夏天，在西安开全国针麻会的筹备会，我专程去咸阳看他，不巧，他正好外出讲学，只得惆怅而返。之后，虽曾见过二次面，都是开会，都是匆匆而过。平时，只能靠不多的电话和书信联系。我有新作出版，首先寄他一册；他呢，有人来上海，总要托带木耳、红枣之类的土特产。

　　今年清明，我和妻子商量，无论如何要趁假期去探望他老人家。下了飞机，我们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市区，来到学院新校区的家属楼。正按着数字门禁时，门突然开了，站在面前的竟是郭老师——他特地从六楼下来开门。94岁高龄的他除了头发花白一些、略显清癯外，岁月竟未留痕。他笑着说：“张仁没咋变，梁行你要是在大街上我是认不出了。”

　　郭老师关心地问起我的情况。我说，毕业后我在一直致力于眼病的针灸治疗，尤其是难治性的眼底病，希望为针灸临床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同时有些歉意的说：没把您的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病的绝活传承好。“啥话！”郭老师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主张要开拓、要创新，要有自己的东西嘛。光靠老师传下来的，越传越少不说，学科怎么能发展。我治乳腺病也不是哪个老师教的，还不是在临床上摸索出来的。”

　　郭老师告诉我，他现在一周还上两次门诊。名医馆的领导给他限定一个上午10例患者的名额，他微笑着摇摇头说：“哪得够，人家老远来，信任你，说啥也不能拒绝。”所以，往往要看15到20名。

　　一提到治病，老人家就显得兴致勃勃。他若有所思地说：“治病这件事，确实是做到老，学到老。”他讲了不久前的一个病例。患者得了个乳房奇痒的怪病，慕名找到郭老师。郭老师也颇感棘手。最后，从金元时期医学大家张子和所著的《儒门事亲》一书中得到启示，用刺血法，竟霍然而愈。郭老师感慨：“但这种概率不高。我从医70来年，十人之中真能治愈的也不过一二人，有效的能有四五人也就不错了。当个好的医生难呀。”我不由想起已故的国医大师、上海的裘沛然先生的诗：“世犹多病愧称医”。

　　天色渐暗，我们想请郭老师到外面饭店一起用餐，郭老师一挥手，说：“你和梁行不是都喜欢吃我们陕西的饭食，我早准备了，就吃关中的臊子面。”我大口呑食着这当年熟悉的味道，真体会到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的含义。

　　饭后，我们向郭老师告辞。他一定要送我们。他带着我们沿着700亩的新校区转了一圈。看着设施完善的教学大楼、樱花盛开的优美校园、路灯下夹着书本行色匆匆的学弟学妹，我不禁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深深祝福祈愿，也盼望国医大师们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本版插图 叶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