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长大，1924年他被伦敦传道会从苏格兰送到上海。父亲就居住在虹口区，在当时的麦伦中学教英语，现在叫继光中学。1930年，我的母亲从美国德克萨斯达拉斯来上海，从事青年会工作。1933年我出生了,居住在兆丰路（现高阳路）上一座大砖房里。
平静生活被战争打破
1937年，我们一家到美国探亲，在那里我们得知虹口的家被日军炸毁了，我们失去了一切。回到上海后，我们搬进了位于愚园路的新房子，我在愚园路上一所小学念书，那时候只有八九岁。
1941年12月8日，我第一次意识到战争的存在。那天，我如往常一样到学校。老师说：“开战了，你们回家去。”说实话我很开心，因为不用上学了。
我的母亲有一本很特殊的日记。母亲是从1941年12月8日那个周一开始记录的。她在里面写道：“6:45战机飞过”；“7:00没有报纸”；“8:00朋友Jean打电话来告诉我广播里播报日本宣战的消息，马尼拉被炸……”母亲意识到1941年12月8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她记录下每个小时。我留着这些记录。自此，一切都改变了。
1942年1月，我的父母认为租界更加安全，从愚园路搬到了南京西路。父亲即使在战争爆发的那天，仍然去学校继续教语法。 充满未知的800天
根据妈妈的笔记，日本军队进驻租界的第二天，他们宣布所有外国人都必须前往汉密尔顿大厦登记，并要求我们戴袖章。如此日本人便知道了上海究竟有多少外国人。
我们家是1943年4月10日进入集中营的，外国侨民各有编号，按顺序进入。我的号码是22，意味着是第22批进入的。我是那一批里的第228个，我的号码是22/228。
我们每个人被规定只可以带四个包裹进入集中营，但包裹的大小没有要求。为了尽可能多带一些东西，我的父母在客厅地板上铺了很大一块毛毯，在上面放了一张床、几把椅子、橱柜、罐头食品，直至堆到非常高，随后他们将其打包。中国工人很聪明，把所有东西打了很大一个包裹，这就算一件。所以我们带了很多东西。
去集中营的那段路于我们而言很长很长，从城区离开，穿过徐家汇，经过龙华寺，最后来到龙华集中营，也就是现在上海中学的地方。一开始，我的父母认为大概在那儿呆几个月，没料到会是漫长的两年半。
那时，集中营附近是郊区，都是稻田。大门两边是警卫室，日本人在营区周围全部围了带刺的栅栏，两年半里，有些人试着逃跑，但没人能逃出去。之后，我们被通知前往不同的地方。我们家被告知住进C区，西北朝向角落里的屋子。每天，城里都会有大卡车装着食物送来。但日本人仅送来食材，集中营里的人必须自己烹饪。我们有两间厨房。集中营里的每个成年人都必须工作，劳作项目是轮流的。
集中营里为了食物分配的多少，有时会发生争斗。集中营里，我们通常吃汤汤水水或是炖煮的食物。在母亲的日记里，开始时食物是充足的，后来随着战争的推进渐渐短缺。因为营区里没有水，日本人每天用卡车运水来，热水必须排队领取，洗衣服的水靠自己拎着水桶带到洗衣房，所以也根本不够。
集中营共有1800多个人，和一般小镇规模一样。集中营里大概有300个孩子。有些曾经任教于愚园路上的小学或华山路上的英国学校的老师也在集中营里，所以我们在营区里有幸接受了很棒的教育。除了读书，每当暑假我们小孩子也是有工作的。我的任务是照顾山羊。集中营里有个很小的农场，只有一头奶牛，1800个人的牛奶全部来自这唯一的奶牛。关于牛奶，有一件我不得不讲的故事。大概在我11岁时，哥哥生病住在营区的医院里，我被通知去取一杯牛奶给哥哥补充营养。我真的很久没有尝过牛奶的滋味了，那天特别想尝尝，于是我抿了一小口。从那以后，我一直为偷喝哥哥的牛奶心感愧疚。有人在集中营中去世了。生病的人也很多，我和父亲都因为被蚊子叮得了疟疾，我们高烧不下，浑身颤抖。有些人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死。
集中营里，消息几乎只出不进。当时我们只允许用很特殊的格式写信，每封仅限25个单词。我在10岁时给祖母写过一封25个单词的信件。只能写私人消息，不准写日本人的坏话。我们措辞很谨慎，我写道：“daddy, teaching, then, kitchening（爸爸，教书，然后，厨房中）” kitchening 用词并不准确，意味着在厨房里工作，但由于字数限制，我们把一句话浓缩成了一个单词。
上空飞过三个“V”
欧洲胜利日那天，美国飞机飞至集中营上空，在天上排列成三个大大的“V”字。我们确定欧洲战场已取得胜利，激动不已。
5月至8月，飞机越来越多。美机在营区低空飞行轰炸上海的日军，几乎能看见飞行员的样子。8月15日，我们终于听闻日本天皇发表演说表示投降，集中营里的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激动万分。当天晚上，我们在集中营里的两幢主楼楼顶举办了音乐会，还在楼顶竖起了不同国家的国旗，大概有英国、美国、俄罗斯、中国等6个国家。那天，我们还第一次走出了集中营的大门。8月15日之后没几天，一群美国官兵来到营里正式解放了我们。 （袁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