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

　　紧接着的这一场，大幕拉开，只听到锣鼓声十分急促，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好一会，从舞台的侧幕伸出一只高帮白底厚靴，悬在半空，几乎有半分钟一动不动。那家伙是在摆功架，卖弄本事，想让人看看他的脚劲有多少好。卖弄了一会，那家伙看看差不多了，想迈第二步了，悬着的那只脚缓缓收起，还没完全收拢，小皮匠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好！”

　　那家伙猝不及防，硬生生摔了下来，摔倒在台上。台下的人都看呆了。那家伙是个长靠武生，后背插了好几面旗子，身上的穿戴据说有几十斤，行动不便，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还未站稳，小皮匠又是一声：“好！”。

　　小皮匠的第二声“好”，像是暗号，顿时，全场的叫好声此起彼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结果可想而知，长靠武生再次应声而倒。一场戏里摔了两跤，长靠武生羞愧无比，此后便萎头萎脑，无精打采，眼睛也不敢朝台下看，连连出错，英武不再，甚至在最后一场开打的时候，被对方的小巴喇子用长枪在头上敲了一记。

　　前排一个白胡子老头回过头来，看着小皮匠，十分感慨地说：“我看了大半辈子的戏，今天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内行！”

　　我娘死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听小皮匠说，我娘是生黄疸病死的。我觉得是医生说错了，也可能是小皮匠听错了，应该是蛋黄病，因为我娘死的时候，脸色和蛋黄一样黄。

　　弄堂里的人都叫我大耳朵。当然，也有叫我野蛮小鬼、叫我捣蛋鬼的。要不是长了两只大耳朵，像我这种发育不良的，肯定被人起绰号叫僵瓜。有一个时期，上海人养鹅成风，弄堂里从早到晚“戆戆戆”一片。别人家都用米糠泔脚喂鹅，廿七号里的人家用酒糟饼喂，那几只鹅长得又肥又大，眼睛通红，只要一看到我，就摇摇晃晃地冲过来啄我耳朵。我已经吓得逃进家里了，它们还不罢休，一边戆叫，一边啄门，要啄十七八记再离开。后来才明白，那几只鹅是把我生冻疮的耳朵当酒糟饼了。怪不得大家骂它们是呆头鹅。

　　我经常会胡思乱想，想着突然有一天，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最好是在操场上升旗的时候，全校的人都在；要不就是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坐在外面乘风凉，这个漂亮的女人一步三摇地走过来，直接走到我面前，抱着我哭，说她是我的亲姐姐，这么些年一直在找我，知道我受苦了，她是来接我走的。姐姐身上的气味一定很香。我也抱着姐姐哭，哭得鼻涕都流出来。每次想到这个场面，我的鼻子真的会发酸。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姐弟相认，都张大着嘴巴，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过我照过镜子，还每天都得看小皮匠的脸色，我很清楚，我那个姐姐长成仙女模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就希望她很有钱，骑着一辆全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过来的，最好，手上还戴了块手表，还烫过头发，衣服上一块补丁也没有。

　　每一次想象，我都会补上很多细节，弄得自己也很感动。

　　亲姐姐迟迟没有出现，我在弄堂里先认了个干姐姐，那就是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的阿娟。阿娟是社会青年。我也不太明白社会青年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你只要当了社会青年，社会就不管你了。阿娟的家人都在香港，她和一个瘪嘴老太住在一起。瘪嘴老太以前是她家的梳头娘姨。每次我的那些恶作剧传到阿娟的耳朵里，她都会格格格地笑个不停。比如有回过年，大年夜，隔壁的宁波阿娘和宁波阿爷坐在一起定定心心吃汤团，宁波阿爷一口咬下去，馅子不是猪油黑洋酥，而是一小块乳腐。宁波阿爷一声连一声地喊罪过啊罪过，触霉头啊触霉头。宁波阿娘说：“昨末子我裹汤团这厢，大耳朵来过一歇。这相貌估摸是其做的手脚。”宁波阿爷恨恨地说：“还用得着这相貌那相貌估摸啊，肯定是大耳朵做的手脚。这小鬼头，趟趟来过以后要出点花头。”阿娟听说了这事，笑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滚倒在地板上。笑完了，阿娟说：“大耳朵顶痴头怪脑，怎么让你想出来的。”说完又笑。阿娟笑起来特别好看，牙齿雪白崭齐，而且一颗蛀牙也没有。她刚刚把嚼了半天吹了半天泡泡的泡泡糖吐掉，我趁她不注意偷偷捡起来，放进嘴里继续嚼继续吹泡泡，临睡的时候用糖纸包好，第二天再继续嚼继续吹泡泡，直到阿娟吐出一块新的泡泡糖，以旧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