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引发了我对中国诗歌的一点思考，相对于新诗而言，流行歌词是否更有资格做“现代诗”？

　　中国的诗歌最早都是可以演唱的，《诗经》里记载的篇章在起初都有曲可依，一直到早期的汉乐府，音乐始终是诗歌必不可少的载体。诗人、学者公木先生曾将中国诗歌分为“诵诗”和“歌诗”，以能歌和不能歌作为区别。“歌诗”出自民间，流行于街头巷尾，到了文人手里逐渐走向雅化和纯粹化，偏重于语言形式和文字效果而渐渐脱离音乐的束缚，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这是一种文学发展的表现。但诗歌离开音乐，离开民间土壤久了，也会在文人手中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辞藻堆砌、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的文字游戏。

　　通俗和流行并不排斥对艺术和美的追求，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历史上，歌诗与诵诗始终并行不悖地发展着。从诗经、乐府到南北朝民歌，都不乏既朗朗上口，又具有艺术美感的作品。唐诗也有相当一部分能够入乐，比如“旗亭画壁”的故事就记载了名人诗句在民间演唱的情况，这也是当时诗歌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另一方面，歌诗、诵诗交替发展，也推动了诗体的演变。当唐诗走到技巧纯熟、典故绵密的晚唐，句式整齐的格律诗渐渐式微，一种流行于民间、更易抒情的“曲子词”开启了新时代的诗体潮流。“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以见柳永的词在北宋的传唱盛景，而当宋词走到文人化的极端，王沂孙、吴文英等南宋词人的作品因为写得太精致、太“隔”而被不少批评家所诟病，一种新的流行歌词形式“散曲”又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诗歌迎来元曲的新纪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其文学价值是否能与诵诗相当，至少在传播范围和活力上，歌诗是远远大于诵诗的，因为它出自民间、通俗易懂，更能引起大众的共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儿”。在对于鲍勃·迪伦获奖的报道中，最为值得人注意的一点是，鲍勃·迪伦是最近十年知名度最高、拥有最多拥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管是否真如评委会所说，“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至少，他比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人更有群众基础，作品更加深入人心。试问，除了莫言之外，中国的观众还听说过哪些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并且知道他们写了什么？

　　尽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在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前景令人担忧，新诗始终成就有限。不可否认，新诗曾诞生过大量优秀作品，也在文学史上有着它的地位，但中国的新诗一开始就出自文人之手，是在西方文化涌入后的产物。新诗缺少民间土壤的孕育，没有传统的根基，许多新诗甚至不考虑押韵，不讲究语法，靠评论家的解释来确立文学价值，只在小圈子里自我欣赏。

　　与之相对的歌诗方面，众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歌词也应引起学者和评论界的重视。如果剔除其中的商业气息，流行歌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势就是与时代、生活结合紧密，并且通俗易懂，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受众群体。香港词作家黄霑、林夕的不少作品被人们奉为“经典”，前不久，华语歌曲“词坛泰斗”庄奴的去世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思考。庄奴曾创作《甜蜜蜜》《小城故事》《又见炊烟》等歌曲，在华人世界中几代传唱，他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歌词不能太长、太难，我们是为千千万万普通人写歌，要简单易懂，又要传情达意，要写出他们的心声。”这样的创作，难道不与宋词、元曲，不与柳永、关汉卿一脉相承？但是，庄奴在当代，也许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文学地位。

　　一个诗体从孕育萌芽到为人广泛接受，需要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从汉乐府到文人化五言诗的产生，从中晚唐曲子词出现到宋词的兴盛，其中都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无论是新诗、旧体诗词还是流行歌词，谁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诗体”，也许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检验。据说，诺贝尔奖官方至今联系不上鲍勃·迪伦，看来这位听众民谣歌手并不看重这一学术认可，因为他无需诺奖给自己带来更广泛的受众和更高的人气。但无论如何，多元社会呼唤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诺奖的这一决定，无疑更加激励当代的诗歌与音乐爱好者共同创作和探索，随着时间的积累，一种新的诗体也许可以从中慢慢淘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