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

　　此段文字极著名。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总结了一个历史规律：每过五百年一定有称王的圣君兴起，这个过程中一定产生有成就的辅助圣君的人。自西周以来，到现在已过七百年了。论年数，超过了五百；从时势考察，则是可以按上述规律看待的（本该有王者和名世者出现）。

　　与此相似的表述，还有一段，即《孟子》一书的最后一章。大意是：由尧舜到商汤，有五百多年，大禹、皋陶等人是亲自见到而知道尧舜的；商汤只是听说才知道尧舜的。由商汤到周文王，又经历五百多年，伊尹、莱朱等人是亲自见到而知道商汤的；周文王只是听说才知道商汤的。由周文王到孔子，又过了五百多年，太公望、散宜生等人是亲自见到而知道周文王的，孔子只是听说才知道周文王的……

　　后一段文字未提“王者”，只说圣人，盖因要抬出孔子，而孔子未曾登上王位。后世有人称孔子为“素王”，就是缘于这个序列。孔子没有王者之位，但有王者之道，是思想之王。

　　上述两段文字表明的历史观，显然是一种“圣人史观”。孟子崇拜圣人，追随圣人，以圣人的更替来叙述历史的发展，划分历史的阶段，并且期望“圣人之道”永续。孟子的“圣人史观”与孔子的“道德史观”交相辉映，其义一也。

　　孟子考察历史，提出了一个时间概念：五百年。上古时代几个阶段以五百年上下为间隔，不完全是巧合，应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连续历史的阶段性，在后来的中古、近古同样表现出来，只不过时间缩短为三百年。一统天下的大部分主要朝代，汉、唐、宋、明、清，都在三百年上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看到学者们对这一规律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剖析。这大概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吧？单纯的历史学家，单纯的哲学家，都无能为力。其实，孟子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

　　上述两段著名的话，都有结语，但差异很大。先说《公孙丑下》这一段。孟子说，现在上天没有要平治天下，如果要平治天下，那么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的廓大雄心和豪迈气概，无人可比。拙文曾说孟子的性格“激昂”，这种个性在此亦表露无遗。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气象，在孟子身上极其突出。当然，你若说孟子狂妄，也会被不少人接受。

　　再说全书最后一章的结语，则是深深的感叹。孟子说，从孔子到今天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年代并不遥远，距离圣人的家乡很近，然而没有继承的人了。

　　阐述史实相似，结语为何不同？乃因所谓的“语境”不同。面对学生说老师离开齐国时“若有不豫色然”（似乎有不快乐的样子），孟子坚定地回答“吾何为不豫哉”，我担负着拯救天下的重任呢！师道尊严，念念不忘的是教导学生。

　　在另一情境下的“无有乎尔”之叹，则如孔子晚年感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难免有些悲凉。人们不知孟子叹息的时间、地点、对象如何，反正感受到了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情绪。

　　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和实干，特定情境中无奈的情绪和感叹，都是实在的。后世读者从中可以较全面地感受孔子、孟子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