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内外皆日常，入世谋前途，出世求涅槃。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让我喜欢的是小说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无聊，并对破解无聊以求自救进行了书写。什么是日常呢？其核心要义何在？根据本·海默尔的说法，日常生活的核心要义就是两个字——无聊。日子的重复又重复，所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业时代流水式的机械忙碌，崇高价值的被消解，很容易催生出百无聊赖，催发人的无意义感，加上生活中云遮雾绕的难以洞悉，无聊和虚无常常随之产生。

　　《出家》中，方泉为了谋生养家，给老婆孩子更好地生活，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辛苦地赚钱，做了很多份工作，起早贪黑，四点多起床送牛奶，送报纸，然后再去骑三轮车载客，晚上再去捡破烂。每天都在努力干活，不曾有丝毫偷懒。在做到了自以为极致的时候，方泉开始意识到了绝望，意识到了无聊，开始自问如此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我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些绝望，因为我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很少有人像我起得那么早，我也想多睡会儿，也想偷懒，可我总是牛一样地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我不还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如果我这样辛苦，只是换这样一个结果，我凭什么要赔着笑脸给别人买生煎包子，凭什么背着老婆去给人家干私活，我还要提防被罚款，坏人来敲竹杠，我这是在做什么，逗自己玩吗？”

　　小说发现的无聊，不同于后现代工业社会下的无聊与虚无，而是根植于日常生活，并且是充满世俗生存智慧和奋斗能量的日常生活，其中的无意义被小说家捕捉到了。有自省意识的人在意识到无聊的时候，很快就会进行寻求消灭无聊的对抗，努力压下它。平常的人或言没有自省意识的人则沉溺于无聊而不自觉，以无聊为日常兴致勃勃地生活着。

　　如果说逃离去寺庙做空班，暂时解决了方泉的物质生活困境，那从做空班，混在一群假和尚中，到做乐众，负责敲木鱼，再到后来做当家，则让方泉意识到了破除无聊感的可能性。小说中有不少段落写到小说人物在寺庙佛事中的感受，如通透、平静等等。这种寺庙仪式所催生的佛的感觉显然诱惑着方泉，以至于他生出某种错觉，以为身在佛中。

　　但假的就是假的，假寺庙和假和尚这些东西并没有持久地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寺庙的日常生活很快又让方泉意识到了无聊，在救赎与自救间纠结。如此一来，出家行为的宗教意义也就丧失了。

　　“说到底，这样一座小寺庙，跟宗教无关，跟赚钱也无关，它只是村里的老人打发闲暇的场所，是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山前寺是一个死地，无论是方泉本人，还是前任当家慧明师父，都是过客，都是道具。只有这些生长在这里的老太太才是这里的主人。于是他开始又疏慢起来，懈怠起来，无聊与虚无重新泛起，如蛇一般缠绕着方泉的身心，他便回了家。

　　虚无，出家；无聊，回家；再无聊，再出家，来来回回。放下，又拿起，又放下，犹豫的纠缠过程，是一个常人的真切心理。如此反复的过程，也让小说呈现出单而不薄的质地，有一种克制的美，刚刚好。克制是一种道德，是拒绝丰饶的诱惑。每一个转变的过程以及其中的人，都可以被多重粉饰，张忌没有这样做。无聊的被消除是永恒的话题。寺庙和假寺庙，真和尚和假和尚，是小说之表象。

　　出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两层意思，一是逃离，刚开始的出家，离开庸常日子，为了解决生计，做假和尚是世俗意义上的逃离和躲避。二是精神自救，很快就变成了寻求身体和灵魂安顿，成了破解无聊、克服虚无的形式，在佛堂上甚至是仪式，出家根本上是寻找精神层面的回家。

　　张忌小说在发现无聊、克服无聊、寻求意义等方面确实可圈可点。小说的好也在这里，无聊和虚无的产生是有条件的，而无聊的永久性克服则是长久的战斗，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即便当方泉在形式上完成剃度，从假和尚变成真和尚，并且按照他的设想，在女护法的支持下，把小庙改建成大寺庙，从小当家摇身变成大主持，只要寺庙生活一旦日常化，无聊、虚无和无意义就随时会在方泉身上重新苏醒，就又会出现新一轮的纠缠。与其说是小说结尾的开放性设置，不如说日常生活的未来走向难以洞悉，这才是来日方长该有的深层意义。

　　方泉是一个有慧根的人，也就是一个聪明人，一个了然世俗规则和生存智慧的人，更是一个有自我追问属性的人，他有能力想方设法应对世俗的困厄，主动给超市老板送鳖，给山下老太太送点心笼络人心。一个聪明人，开启了意义追问功能，才有自省而后追问意义的能力。但无聊的破除即使在他真的实现了他的绘图时，是否就会如期而来，也未可知。出家就是出家，不是皈依。心没有抵达，身体更不可能单独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