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为迎接革命高潮，在虹口召开的中共四大加强和改善了党的宣传工作，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提出十二条具体办法，切实加强中央宣传部工作。

　　弄堂传出“红色声音”

　　中共四大后，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工农运动，党员和党组织数量大幅增加，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1925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设在上海福生路（今罗浮路）一条弄堂；翌年4月，又迁至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号。1926年春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此办公。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设在过街楼里，前间是《向导》编辑办公室，后间办公室兼存放图书资料。彭述之、沈雁冰、郑超麟等均在这里工作。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丛书等在此编辑。中央局有时在此召开会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秘书郑超麟等人住在这里。

　　据记载，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居住于此，听取起义工作汇报，还在这里起草《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宣言》。周恩来也曾在此工作、居住。1927年4月，党中央迁往武汉后，此处改为中央交通处。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由郑超麟等寻访确认。

　　虹口散发“红色魅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何会落脚虹口？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认为：“虹口当时的南面是公共租界，北面虽是华界，但也受到租界影响，有点类似‘三不管’，即使地下工作被发现，撤到公共租界也较方便，更重要的是，当时虹口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是当时不少中央机构及地下工作者定居虹口的重要原因。”

　　徐有威认为，虹口距离北站近，北站是当时上海重要的铁路枢纽，同时虹口北外滩黄浦江沿岸也是上海客货航运的重要码头，相比别处，虹口陆路交通和水上交通便利。晚清以来，中国众多仁人志士大多从虹口北外滩码头登船出发，一大批党的早期领导人也都是从这里出发，虹口成为中国近代开放之门。“虹口还有个优势，就是石库门多，对隐蔽工作很有帮助，像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充分利用石库门的过街楼、前间和后间，一旦敌人搜捕，可迅速撤离。”

　　“除了地理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虹口的文化和出版环境，”徐有威说，“中国第一个书局——同文书局、同文书会先后在虹口创办，并出版《万国公报》。1899年，《万国公报》分四次连载了《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共产党宣言》，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虹口四川北路一带又是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这都间接促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选择虹口，并最终在四川北路办公。”

　　资料记载，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共产党愈加深入中国社会、深入工农群众，积极培育各类群众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比如组织补习学校、农民同乐会、工友俱乐部等等。同时，中共还借助群众组织和宣传活动深入工农群众，发展基层组织。以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的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例，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活动既有平时的游艺会、识字补习、工友讲演，也有深入的罢工、反帝宣传，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应该说，中共四大后的宣传工作不仅仅限于宣传动员，不再只是口号与主义的鼓动，而是更深入地开展组织工作，与现实政治斗争目标结合起来，为以后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全国群众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