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陌生的家乡

　　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一个星期，加州物理学家雷·萨切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了一次郊外野炊的社交活动。这次活动让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物理学家背后的妻子和孩子们，不过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是一名安静的得州人——罗伯特·博耶。史蒂芬曾与他有过学术上的合作。罗伯特谈话时总会主动邀请我参与，他的谈话不会只局限于物理学。他让我认识到，大多数物理学家私下里都很友好且和蔼可亲。而一旦物理学家群聚时，他们就会无休止地陷入到专业领域的争论当中。

　　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在宿舍外的阶梯上乘凉。加州伯克利相对论研究小组的领头人亚伯·托布教授和他的妻子奇切坐在我们边上，一边赏月一边聊天。我从话语中察觉出亚伯希望邀请史蒂芬去他那里做研究，史蒂芬似乎也很感兴趣，不过两人并未达成正式合作。然而，正当我与史蒂芬漫步回到公寓时，史蒂芬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咳嗽，面部表情痛苦不堪。我们生活的阴影中的恶魔突然窜了出来，用它那邪恶的双手掐住史蒂芬的脖子，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上。我第一次见到史蒂芬这么严重的发病，彻底呆住了。慢慢地，史蒂芬艰难地比画着手势，示意我为他拍背。惊慌失措的我毫无顾忌地猛拍他的后背。幸运的是，病情来得快也去得快。

　　这次病魔的突然造访给我和史蒂芬当头一击。我们刚刚萌发的加州之梦还没来得及成型，就被阴霾的未来彻底抹杀了。

　　康奈尔大学的经历让我和史蒂芬变得成熟，待我们回到纽约，21岁的我成了一名勤勤恳恳的家庭主妇。而我丈夫经历的噩梦般的病痛侵扰远比我们设想的诸如运动能力消退更恐怖。更糟糕的是，我还觉察到了我婚姻生活中的第4个重要成员——物理学。她像情妇般令人讨厌，和妖妇一样没有怜悯之心，引诱她的崇拜者们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

　　不过在纽约，我们可以暂时从紧张的学习氛围中缓解出来，我与史蒂芬的关系也不会受到物理学的任何打扰，史蒂芬也不用把时间花在和其他同僚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上。弗兰克·霍金的一个同学将他在曼哈顿的一间公寓让给我和史蒂芬住。那个地点完美极了，我们能轻易抵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帝国大厦、时代广场和百老汇。

　　不过那年夏天的百老汇似乎没有太多戏剧可供选择，最终我们通常是欣赏音乐以度过周末的夜晚。慢慢地，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和纽约告别时我没有丝毫遗憾，我已迫不及待要回到我所熟知的休闲的，可以让我自由穿梭的家乡。那是一片富有历史的诗一般的大陆，那是一片安宁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亲近无间。不过，我对家乡安宁稳定生活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浇醒。我刚到家不久就得知我父母正计划搬家，他们将要离开我6岁时便居住的房屋。我和史蒂芬在剑桥广场附近预订了一间房子，但地产经纪人告诉我们，由于没有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新公寓被转给了后面的人。这时我才意识到，哪怕是我熟知的家乡也开始变得陌生冷酷起来。

　　一个令人泄气的午后，我和史蒂芬开始为下一步打算。史蒂芬决定找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财务主管商量，看他能否帮我们想想办法。我们来到财务主管办公室，开门的却是一位新人。原来在6个月前，财务主管已经换人了。跟前任不同，这位新财务主管显得很有耐心。他听着史蒂芬的解释，神情中满是关心，然后给了我们一个解决办法。他说：“哈维路旅馆有一间单人间，每晚12先令6便士，我们增加一个床位，你们应付25先令一晚。”这价格完全是敲竹杠，但我们不得不先找个落脚之处。我们计划着先住进去，然后想办法尽早搬走。

　　尽管学院的管理者苛刻吝啬，但学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哈维路旅馆的后勤人员真是善良至极。他们在我们入住前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帮我们开通了暖气，并将床垫打足了气。他们为我们入住的第一个晚上端来了饼干和茶，第二天早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口的早餐。他们甚至还主动提出帮我们洗衣服，我们向他们表达了感谢并婉拒了他们提供的服务。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会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