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是自1971年至2002年住在泰兴路362弄67号二楼的，到2002年动迁时才搬走的。”鲁美玲说，“我先生，也就是纪录片中出现的孙宝堂，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军人。1982年转业，曾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美编室主任，2010年去世的。”

　　回忆起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鲁美玲依然记忆犹新，“我儿子孙震宇的小名叫‘东东’，就是为纪念这天日本东京的这家电视台来拍摄片子。当时我还在坐月子，居委干部上门说有一家日本东京电视台来张家宅拍电视，正好我刚生好宝宝，家庭是军属，爷爷还是解放战争牺牲的烈士，有儿有女，宝宝又健康，就希望我们配合一起录节目，我们听后很开心，当时就答应了，几天后上门来拍了。”

　　“我们家以及不少亲戚都是《新民晚报》的忠实读者，现在我们每年还订《新民晚报》，这次就是我家亲戚看到晚报之后发微信给我，并附上了你们寻人微信的链接，我一看就是当时拍摄的画面，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鲁美玲说，“那个年代不要说是视频影像了，就连拍张照片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部纪录片能够在40年后重新看到，特别是看到当年我们一家子，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鲁美玲的女儿孙雯姬在北京工作，是一家影视传媒公司的CEO，她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住在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每天晚上会开着灯画连环画。在改革开放初期，画连环画还是非常赚钱的，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买了‘四喇叭’，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邓丽君的歌曲是最受欢迎的，这也成为了我成长中的最深记忆，也影响到了我的一生。”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差不多5岁，当时就给我留下影视拍摄的深刻记忆。之后小学一年级加入静安区少年宫，接待了好多外宾来访团。那时候见到外国人机会还不多。”

　　孙雯姬说，“18岁时，我考入上海音像资料馆一期配音班，因为担任配音演员才能有幸看到例如《刺杀肯尼迪》《沉默的羔羊》等许多当时只在内部观摩的经典电影。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社会日新月异，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题材宝库。我们这些文化事业工作者，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包括我自己也在策划反映改革开放现实励志题材的大型电视剧。”

　　当时还在襁褓中的孙震宇，现在已经是职业壁画师。虽然当年在母亲怀中的他，对于那段记忆几乎是空白，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他，对于4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最为直接的感受，“我是2000年出国留学的，在莫斯科学习壁画，当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真是非常有限，但随着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举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仅开始渴望了解中国，更是开始学习中文。我在俄罗斯呆了8年，不少俄罗斯人从2007年开始就主动学习中文了。”

　　鲁美玲一家人的故事，只是40年来我们这个城市中普通家庭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如果你有40年前的珍贵影像，或者对于40年来巨大变化的感想，也期待你能与我们分享。  首席记者 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