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7日，几辆满载着上海师范院校毕业生的解放牌大卡车陆续驶出西藏驻青海省格尔木办事处，向西藏进发。最后一辆驶出的是一辆大客车。因为乘客是被进藏大部队照顾下来的体弱、生病的同学，所以这辆车被叫做“病号车”。虽然是“病号”，但他们进藏的决心，却异常地坚定。

　　比如王国基，在开拔前的体检时，被医生告知“血压过高，不能进藏！”医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自格尔木起，海拔一路爬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你血压太高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劝他留下来：“组织上会考虑给你就地分配工作的。”可王国基说：“不！我要进藏，绝不半途而废。”他的执着，深深地打动了医生。医生告诉他，如果执意进藏，就必须遵从医嘱：途中必须保持安静，不得说笑唱闹，甚至不得随意走动！

　　这位曾经的上海市少年宫舞蹈队队长，遵从医嘱，硬是抑制着活泼好动的天性，同车人欢歌笑语，自己却一路缄默，只是静静地观赏着西部边陲瑰丽的风光。那翱翔的鹰鹫、嬉闹的鼠兔、奔跑的野驴、伫望的旱獭，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默默地收入眼底，埋在心里。每到一处兵站客栈，饭菜都是同学用饭盒打上车来。即使下车，也由同学搀扶缓行。日复一日半个多月，他以惊人的意志力，撑到了拉萨，适应了高原，然后又奔赴山南乡下。

　　我是徐汇少年足球队队长，也被划拨到了“病号车”上。从上海出发前，我刚做了阑尾手术，腹部的刀口还没有愈合好。在甘肃柳园登上敞篷大卡车后，一路颠簸，气候炎热，刀口发炎了，腹部由隐痛逐渐变成剧痛。该不会真的像同学的戏言那样：高原气压低，腹腔压力高，伤口迸裂开来吧！我用蝴蝶胶布粘牢伤口，再勒紧长长的绷带。但随着汽车的每一次颠动，我咬着牙，使劲压紧伤口。但是，头上沁出的大滴汗珠，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于是就给划到“病号车”了，还让李满诚同学陪伴照顾。一路上干爽的天气，使我炎症渐渐消失，刀口愈合了。

　　土石公路坑坑洼洼，有时我们被抛向车顶，有时让我们的额头在疲惫中磕在铁扶手上，青一块紫一块，满是疱。但更要命的是，我总是觉得饿得发慌。这或许是不停的颠簸，促进了肠胃蠕动，体能消耗过大？于是我和李满诚到食堂买了满满一口袋馒头，备着路上吃。

　　西部朔风很快抽干了馒头的水分，变得硬邦邦，嚼得腮帮子酸痛，即使这样也得一两个钟头啃它一只。随着海拔一路攀升，李满诚的食欲一路下滑。为了保持体能，我把奶糖全给了他，他把馒头都省给了我。

　　“病号车”在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抛了锚，不少同学高原反应强烈，有的头痛欲裂，有的恶心呕吐。而我居然可以去追逐那些俏皮的鼠兔。

　　过了唐古拉山口，海拔下降了，汽车在高山草甸上疾驰。忽然我发现大路当中矗立着一尊“巨石”，环顾绿野，这“巨石”从何而来？正纳闷间，“巨石”竟呼扇呼扇展开达两米多的大翼拍上蓝天，盘旋着飘向远方，原来那是只大雕！我不由得想起晋代书法家卫夫人《笔阵图》“通衢见蹲鸱”的名句，啊——大雕！

　　那年，“病号车”拉着我们这些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青年人，平安顺利地抵达拉萨，像大雕那样，在雪域高原上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