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晓峰弟来电，说我写给他的对联，把“星辰”写成了“星晨”，有人说是错误的。放下电话，想想是错了，立马重写了一副，用国际快递从大阪寄去浙江浦江。

　　仔细想想，好像古书里看到过“星晨”的，而且这一副对联，我是抄了吴让之的原文，他写的是小篆，我则以行书成之。找来找去，吴让之对联的图片找到了——名高北斗星曟上，诗在千山烟雨中。

　　查了查《说文解字》（我国最早的权威字典），有“辰”也有“曟”，但并未说明相通，仅在“曟”下注明“或省作晨”。又检阅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史恩绵的《说文易检》和日本的《篆刻字林》等书。终于明白了。“星辰”，原先是“星晨”。古文中，在星辰这一意义上，“晨”和“辰”相通。“晨”最早写作“曟”。所以“星辰”、“星晨”、“星曟”是一样的。

　　但是，在一般的用法上，在白话文里，还是“星辰”为妥，大家都习惯了。歌手嗲兮兮地唱着“昨夜星辰……”字幕打出“星晨”观众都会以为打错了的。当然，在书法篆刻的领域里，作“星晨”，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

　　段玉裁是清代人，公认的研究《说文解字》的权威。在那个时代，研究小学（文字学）的，大有成就的，所在多有。有学者说，因为清初的文字狱，造成了学人都投向故纸堆，去研究古文字，与朝政绝缘。所以有清一代，文字学达到历史的高峰。不但涌现了许多文字学家，也造就了许多擅长篆书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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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委我篆刻姓名印时，常会遇到尴尬处。因为有许多字，古代的写法与现代不同。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要去找代用者。

　　现代人名常用的“辉”，古篆作“晖”或“煇”；“斌”古篆作“份”；“杨幂”当篆作“杨冂”；“洲”当作“州”……

　　倘依照古篆成印，那末，在法律意义上，这不是你的信物。因此，遇到这类文字，我一律造一个新篆字，不遵古律。“张辉”就是“张辉”；“李斌”就是“李斌”。

　　当然，如果在闲章里遇到这些字，应从古律，用本字。可惜，也会遇到尴尬——我刻过《说到人情泪欲流》，要命的，“泪（淚）”的本字是“涕”，如果刻作《说到人情涕欲流》，小朋友都会大笑。我只好自说自话刻作“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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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未见的杨晓珍妹赏饭，且挑了很有诗意的国泰电影院的楼上。

　　从前她精瘦精瘦的，现在略见丰腴。比从前更具明星相，依然风采熠熠。

　　她是朱逢博大师的传薪者；主唱过《白毛女》。那时，颜值高，歌声美，台风靓。唉！一个遥远的故事。

　　上一次见面，是在她移居香港以后，我途经香港回内地。我记得还问过她练不练身段，她在唱白毛女前，是京剧院的演员，做功唱功俱为一流，是有名的后起之秀。

　　说起她改行当独唱演员，也真是因缘际会，一段巧合。当年逢博老师主唱白毛女，想设一个B角，而在本剧组里一时找觅不着。有人推荐说京剧院一个小姑娘唱歌极为出色，便把晓珍妹找来试唱。逢博老师大为满意，立即把她调到了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那时，《白毛女》剧组是样板团，调人当然畅通无阻。

　　我们是老邻居。她虽然没有学过篆刻，却也常去看望钱君匋老师。和我一样，都叫钱家伯伯的。在晓珍妹眼里，钱家伯伯是一位有趣的老人。她说，有一次，她见钱家伯伯和钱家姆妈在吵架。原因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婚宴，需要一个红封袋。钱家伯伯把礼金装入白信封，又用红颜料把信封涂成红色，结果钱家姆妈变成了红手掌，大不高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像现在的烟纸店里都有红封袋，随便走走，就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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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瑞宗兄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夜光杯》上的《张颂华》，感慨不已。又深自忏悔，说当年把张颂华的印章删掉很不应该。

　　我已完全忘记有张颂华那回事。一九八五年，上海书店打算出版《陈茗屋印存》时，其瑞宗兄是责任编辑，他和叶青兄在审稿时，曾删去了一些印章。他说他删去了《张颂华》。而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他们坚决主张删去《张爱玲》三字姓名印，还说这种写小说的女人没必要放在印谱里。其实，他们误会了。这个张爱玲是我当时工作的十二中学的毕业生，许多届的羽毛球世界冠军。好像是一九八四年，她是团市委表彰的青年突击手，一共有好几位。团市委命我刻印作为奖品颁赠给他们。和那位色戒的张爱玲风马牛不相及。

　　《陈茗屋印存》是一九八八年底印成的，我已去了日本。记得还得到了八百几十元几毛的稿费。当时，我是停薪留职，而学校又正在准备建茅丽瑛烈士塑像。她是十二中学的前身启秀女中的职员，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把这笔稿费捐赠学校，塑建了烈士的半身像。

　　现在，十二中学已不复存在，校舍给了启秀实验中学。半年前，现任领导嘱我书写了“百年启秀”的匾额，悬挂在纪念堂门口。我去参加了揭匾仪式，瞻仰了已被移到东墙边的茅丽瑛烈士像。当初，是矗立在校门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