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美琳：耄耋之年坚持“细细看病”

　　中国医师奖获得者、上海市胸科医院首席专家廖美琳教授从医60余年，和肺癌研究“亲密”接触了近半个多世纪，可以说她是中国肺癌诊疗发展的最直接见证者。

　　1957年，廖美琳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胸科医院工作。当时肺癌患者很少，结核病、气管炎病人多，廖美琳便从一个呼吸科医生做起。70年代初，肺癌开始抬头，上海市胸科医院开设了我国首个肺癌专科病房，自此廖美琳的工作重心完全放在了肺癌研究上。 

　　廖美琳说：“当医生就要有勇气闯禁区，我的心中总充满了为什么，我想要找出答案。” 1978年，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那一年，廖美琳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篇关于肺癌的论文——《肺癌的倍增时间与预后的关系》，被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这更增强了廖美琳研究肺癌的信心。此后，她在国内首先提出小细胞肺癌化疗结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将小细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10%以下提高到36.3%，改变了以往认为小细胞肺癌不能手术的观点。1985年开始，她在国内率先开展自体外周血干细胞支持下的高剂量化疗在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使这部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至22个月，进一步提高了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对于肺癌中最常见的非小细胞肺癌，她也没有“放过”。廖美琳在国内率先开展了Ⅰ～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手术多学科随机研究。2017年，廖美琳发表了最新的SCI课题研究，发现血管内壁因子恩度手术辅助治疗对Ⅲ期肺癌有效，取得了肺癌研究领域又一突破性的进展。

　　这些年，全球肺癌诊疗走上了更有效、更规范的道路。廖美琳目睹并参与了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亲历了肺癌诊疗时代的更迭。1980年，她在两位恩师徐昌文教授、吴善芳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下，参与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肺科肿瘤专著《肺癌》。2005年，廖美琳主编了《恶性胸膜间皮瘤》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该领域的专著。走过近半个世纪，针对小结节肺癌越来越多的现状，她又于2016年主编出版了《微·小结节肺癌》，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微·小结节肺癌”的专著。

　　作为一名女性，廖美琳对女性患者也有着特殊的关爱。她最早开始关注“女性肺癌研究”，率先进行了大规模女性肺癌的流行病、病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我国女性肺癌发病趋势高于男性，并不断探索找出背后的原因。

　　今年已经85岁的廖美琳依旧每周出门诊，坚持阅读文献，掌握肺癌诊疗最新进展。做肺癌医生近50年，廖美琳用好奇心和勤奋的学习，成为肺癌领域的执牛耳者。“我现在对肺癌越来越有信心，在将来，肺癌是有可能治愈的”。

　　朱南孙：指尖唇间，留住时间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名医特诊部，有一间洒满阳光的诊室，98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朱南孙教授端坐于一把宽大的木椅，她的指尖轻轻触碰对方的腕脉，慢声问诊，细语宽慰，然后静心凝思，总能精确找到病症所在，对症用药……

　　“一问年月二问经，及笄（女子15岁）详查婚与亲，三审寒热汗和便，四探胸腹要分明，头痛腰酸多带下，味嗅辨色更须清，五重孕育胎产门，崩漏注意肿瘤癥，六淫七情括三因，八纲九候祖先问，本病杂症须弄清，十全诊治方得准。”

　　这是有名的“朱氏十问”，也就是朱氏妇科创始人、朱南孙的祖父朱南山自拟的《妇科十问口诀》，奠定了朱氏妇科一派的基石。朱南孙在很小的时候就耳熟能详，至今依然朗朗上口。

　　“我父亲说，作为一个医生，一定要尽职，一定要有同情心，还要有恻隐之心。”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与鼓励下，朱南孙18岁学习中医。大学毕业后，她跟随父亲出诊，渐渐成为得力助手。1952年，朱小南与朱南孙加入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名医特诊部前身）工作，创建了当时上海医院中第一个独立的中医妇科。

　　切脉要准，病情要问。对于朱南孙而言，这就是她的“秘诀”。“我以前有一个病人，嫁给外国人了，她来看我的门诊，不孕症，我给她开了一个方子，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等她到了国外，还想生，就打电话给我说：‘这怎么办？我没办法来看你的门诊了。’我当时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她再试一下那个方子，结果，又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她还把这个方子给她的外国朋友，也成功怀孕了。”朱南孙笑着说起她诊治过的一位病人，而她所说的方子，就是著名的“朱氏调经促孕方”，所用药材一点也不“神秘”：党参、丹参、当归、黄芪、熟地、仙灵脾、巴戟天、覆盆子、菟丝子、石楠叶、石菖蒲。然而配方比例、如何用药、随证加减，却是她晚年成功诊治了无数求子心切的不孕症患者以后，才有的宝贵经验总结。

　　看病时，朱南孙的身边总有许多学生，在每一次病例讨论中传授心得。她的方子从来不藏着掖着，都是大大方方交给学生和病人。因为在她看来，中医没有什么“秘方”，关键就在于“辨证论治”，而这需要多年不变的耐心、细心与恒心。

　　胡庆澧:不积跬步，无以成国之骄子

　　献身医学60余年，他花了20年的时间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而奔走；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日日夜夜里，一步一个脚印，终于赢得了全球卫生界的信任，担任了WHO副总干事。而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不仅让国际卫生领域记住了“胡庆澧”这张响当当的中国名片，也向全世界展现了属于中国医生的独特魅力。

　　1956年，黄浦江畔的两座老牌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决定打破陈规，尝试将毕业生交换进入教学医院工作。这一年，有6位第一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了广慈医院任住院医师，胡庆澧是其中之一。

　　此后，胡庆澧从英国留学归国，带领67个医护人员出色地完成了下乡防治血吸虫病的任务。1969年，他又参与了一件和他的专业关系并不大的事。后方瑞金医院在安徽山区筹建，胡庆澧是唯一一个以医生身份参与筹建工作的人，他和上海市规划设计院一起搞土建，学着造起了水厂、电厂。多年后，当WHO的工作人员发现胡医生竟然能看懂工程图纸时，惊讶以及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1972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沉寂多年之后，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发言权。4年后，卫生部来到二医和瑞金医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能说英语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到日内瓦开会，翻开档案材料后，他们认准了胡庆澧。

　　会议结束后，WHO却不愿意放胡庆澧走了，他们提供了一份3个月的合同，聘他作为临时顾问，为接下来的阿拉木图会议做准备工作。之所以选来自中国的医生为顾问，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的总干事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中国农村卫生保健工作方面的经验，胡庆澧在后方瑞金医院的那段看似“浪费时间”的经历，使他成为了WHO官员们眼中的专家。

　　3个月后，胡庆澧回国不久，卫生部又通知他被聘为了WHO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的短期顾问。此后，胡庆澧一级一级地从事着WHO各个阶层的工作，也成功完成了一个临床医生向联合国官员的转型。这一路走来，他用行动向患者、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一名中国医生的医者仁心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