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1时许，杨展业悄悄地走了，年仅68岁。在病魔前，他很坚强，做得最多的手势是代表胜利的“V”。然而，病魔还是把他夺走了，令人扼腕痛惜……

　　我与展业相识于40多年前，我们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睡过上下铺的同学，又是新民晚报相处很多年的同事。我虽小他三岁，但电脑打字、使用微信等都是他带我渐渐入门。他的突然离去，让我有一种顿失挚友的沉痛，久久不能释怀。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展业酷爱读书，勤于思考，乐于笔耕。在校园和寝室，他总是早出晚归，抓紧每一刻进行自修，发奋要把特殊年代浪费的时间给夺回来。这种勤勉、思考、爱书、写作，持之以恒，竟成习惯。他写过许多报道，是获得过上海范长江新闻奖的高级记者；同时他又是频频获奖的国家一级编剧，仅“五个一”工程奖就拿了四次；他是见地不凡的文艺评论家。他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当他的噩耗传出，朋友圈一片愕然、惊叹、惋惜。

　　展业喜爱艺术创作。去年，他不远万里，兴致勃勃地深入西藏、云南等地采访，跋山涉水，亲身体验了钟扬教授艰苦的高原工作环境，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广播剧《种子方舟》。我清晰地记得，他被钟扬事迹所感动，边说边感叹：“钟扬英年早逝，太可惜了！”而此时，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展业酷爱文艺评论。读大学，他就以评论见长。毕业后他去上海文化艺术报。在任编辑部主任期间，就以杨梢为笔名，写下大量观点鲜明、风格犀利的文化评论。退休后，他作为影视专家发表点评、撰写评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项目的艺术策划会，他也冒着风雪不顾疲倦前往，给不少艺术作品贡献过点子。上月14日，他生命已经倒计时，依然拖着虚弱病体，对刚病逝的吴贻弓导演写的“上海电影万岁”，写下自己长长的三点认识，并指出：“意义无比深远”。

　　展业乐于助人。1995年，他来到新民晚报，当了数年记者就写下了包括两个上海市新闻一等奖在内的不少优秀稿件。当上副主任后，他常给记者尤其是年轻后辈献计献策，甘当幕后英雄。我虽与他同学，也属受益之列。我的新闻作品《日军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等，就是由他无私提供了线索。我出版《屏前夜谭》，他热心撰写书评，予以理论总结，让我深受感动。连著名画家、老校友俞晓夫也说，展业常常能为老同学指点迷津，能测一些前程之展望于你。他就是一个见到别人好就高兴的人。

　　在当市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的十年履职期间，杨展业参政议政，深入调研，积极撰稿。他发扬了记者善于实地采访、调查研究和评论家善于逻辑分析、综合提升这两大优势，撰写了不少优秀提案和社情民意。即便是在卸任政协委员之后，他依然作为文化专家，是市政协一些重大课题调研组的主要成员。《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推进上海红色资源整合、迎接中共建党百年诞辰》等重大课题调研报告，都是委员们踊跃讨论，最后由他执笔完稿，足以显现他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他不凡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展业优点很多，也有不足。这次重病在床，他就深深后悔：为何自己在忙碌时，偏偏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报社近两年的体检，他都未参加，直到身体严重消瘦，脸色发灰，送入医院，为时晚矣。如果癌细胞被早点发现，他应该是有机会保住生命的。他又是个性情中人，遇到好友相聚喝酒，常会举杯畅饮，直至一醉方休。这就像他的写作，兴致一来，连开夜车，没有节制，全然不顾早年患过肝炎。

　　住院后，展业有这么一句话：“在病床上，做的梦很沉重很吃力。”他终于感到了累。他说：“我想，如果我的肉体消逝，灵魂将归于何处？扫视一生，我最想落归少年时代。”愿他在天堂里是个无忧无虑、有父母温暖的快乐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