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美梦

　　1989年，《风的故事》在戛纳电影节获奖，它成为伊文思的又一经典之作。拍摄手法之新，让电影大师黑泽明都模仿着它拍摄了《梦》。 

　　《风的故事》为伊文思挽回了在欧洲电影界失去的声誉。 

　　这个自传体故事的背景仍是中国，主角就是伊文思本人。但中国给这部电影和这位老朋友的反应仍是长久的沉默。 

　　中国对《愚公移山》和《风的故事》的冷漠，成了日后很多年玛斯琳心中化不开的一个结。

　　其实，早在拍摄《愚公移山》时，伊文思就感到一些不正常。 

　　剧组在新疆拍摄的时候，伊文思曾经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万言书”。“万言书”是用英语写的，为了不经过翻译陆颂和之手。 

　　《愚公移山》剧组中的中国人不知道万言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他们都知道，伊文思对于地方政府安排出来的“太平盛世”不满意。 

　　《愚公移山》摄制组总领队钱李仁说：“伊文思拍电影的风格跟我们习惯的一套做法很不一样，他要求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越到下面，受到当时气氛的渲染，搞一些人为的、夸张的，甚至于完全歪曲的场面，也很难避免，甚至有时候到了惊人的地步。” 

　　伊文思要拍新疆的一家工厂，但那时候还在轰轰烈烈地搞“文革”，到处可以看到“砸烂xxx的狗头”的标语，厂里上班的工人非常少。摄制组只好叫厂里把三班的工人全都叫来上班，让伊文思拍摄。 

　　“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伊文思。”40年后，陆颂和老人告诉记者。“我们知道伊文思想要拍什么，但是我们也很无奈。” 

　　类似这样的被埋葬了40年的秘密，曾经让《愚公移山》摄制组中方人员非常为难，摄制组领队叶式春说：“当时‘文化大革命’非常穷，布置的那些东西瞒不住他的。我们摄制组就左右为难了，又要宣传这些东西，心里又不通，他又不接受，所以有时候工作很困难。” 

　　伊文思显然感觉到了叶式春在隐瞒什么，在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他专门要求换掉叶式春。 

　　其实，有些时候，叶式春也是被骗者。她说：“我们在南京呆的时间很长，有关单位应该说很热情地接待，但是热情得有点过了头。我们看了以后都觉得房子似乎太漂亮了，后来伊文思可能也感觉到有点弄虚作假。据后来了解，宿舍都减员了，十人宿舍改成四个人，四人的改成双人间，和当时国家的条件很不一样。这些情况不是说伊文思不知道，连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说我们也是受骗者。” 

　　伊文思的镜头里出现过一个大娘，那名大娘所在的工厂可以把棉布再变回棉花，他们用这种方式生产棉花。大娘激动地给玛斯琳讲解：“棉花可以变成棉布，棉布就可以变成棉花，我从中学到了辩证，证明了马克思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这看起来很荒诞，可又很真实。最真实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急于展示自己正在追求幸福的心情。 

　　玛斯琳特别能够理解经历过痛苦和不幸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幸福，她曾经是一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出的小女孩，在集中营中她失去了45位亲人。玛斯琳的手臂上刻着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号，“数字是我的编号，三角代表犹太人。” 

　　“20世纪很多民族经历了共同的不幸，应该告诉其他人，中国人在努力追求的幸福是一样的。” 

　　哪怕那是一个梦呢？伊文思夫妇的摄影机记录的何尝不是那段岁月里每个中国人的梦？ 

　　可又是谁编制了这个梦？伊文思再没机会知道，也或许他早就知道，只是不愿道破。

　　冷遇

　　《愚公移山》中的一些画面，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梦。《愚公移山之球的故事》讲了发生在北京第31中学一段师生双方平等关系的故事。 

　　在拍摄影片前，陆颂和告诉伊文思这个故事的背景：早自习开始之后，老师要求学生们停止踢球回教室上课。但一位学生忍不住飞起一脚，球从老师的头顶飞过。老师很生气，批评了学生，没收了足球。 

　　伊文思就去了这所学校，他觉得很有意思，就拍下了一场师生间的民主辩论会：学生为什么有踢那一脚球的冲动？老师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是否小题大做，没事找茬？ 

　　最后踢球的学生反省，自己对老师的成见缘于有一次老师对他的“无理”指责；老师也认为自己最开始就把学生划作错误的一方，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想法。 

　　时隔40年，玛斯琳可以很平静地告诉怀疑这部影片真实性的人：“影片里展现的就是‘文革’中的中国，只不过我们拍到的是被选择的真实。” 

　　当年，摄制组给伊文思选好了几所北京的好学校，让他从中选择。伊文思夫妇并没有怀疑，真的到这些学校里一一考察，伊文思还交代陆颂和做好他的“耳目喉舌”。 

　　“其实很多学校已经不上课了。”伊文思夫人日后回忆那段历史时说。 

　　伊文思曾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维护中国的人。他说：“假如明天中国背叛我的期望，我将会按我的理智所为，但是今天我可以说完全与中国人站在一起。” 

　　《风的故事》拍摄完成三个月后，伊文思就去世了。最后的影片剪辑，伊文思是在病床上完成的。 

　　可是，他去世了，中国驻法使馆没有一封唁电。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因病在巴黎逝世。 

　　只有老朋友陆颂和伤心地发现，这个消息的与众不同。因为之前，报纸上提到伊文思都会写：中国的老朋友，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 

　　陆颂和找到《风的故事》摄制组领队朱海峰，他们以摄制组的名义发了一封唁电。 

　　其实，远在地球的另一边，玛斯琳也发现了这微妙不同，关心他们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渐渐地，零星的纪录片研究者，或是关心热爱伊文思的中国人，再到法国找到玛斯琳时，她变得防备，不再像从前那么热情。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几年前到法国专程拜访时，玛斯琳甚至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访客坐下。 

　　去年，玛斯琳到北京，在南锣鼓巷买了一个钱包，上面写着“为人民币服务”。 

　　玛斯琳学会了这句话的中文发音，她经常拿来和中国朋友调侃，“其实我不是讽刺，是无奈。” 

　　她注定不可能找到那些昔日《愚公移山》剧组的中国同事们，再拍一部纪录片了。但她仍然希望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再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你最想表达什么？” 

　　“青春的中国，”玛斯琳看着记者，“就像你们。” 

　　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