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兄有一次来上海，去复旦大学为那里的写作研究生班讲课，临回北京之前我们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除了连科和我之外，还有张新颖、王宏图两位文学教授。连科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文学随笔集《发现小说》，我以后的几天当中，穿插着阅读了一些，有所新发现。

　　连科的阅读看起来非常令我佩服。我书也算看得比较多的，可是，我发现，连科兄的眼界真是宽远。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家作品，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作品，他看过很多，这些都在他的随笔中提到，而且分析得很有意思，与连科兄沉默寡言的性格恰好很不一样。

　　我很感兴趣的是，连科在书中提到他自己是很想去做一个“写作的叛徒”。连科说明了他的原意，那就是我们习惯中说的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概念化的东西，正在毒害着文学本身。

　　这个问题，2002年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演讲的时候也有一位澳洲的教授问过我。我当时因为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回答可能也是含糊的。连科兄对这个问题十分顶真，认为必须搞清楚了才能写作，否则就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嚷嚷。

　　回想起来，连科不光是这么说的，他的写作似乎也始终都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受活》《坚硬如水》《日光流年》里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笔触。我当时看的时候还不那么习惯，觉得连科写得有点过于邪乎。但实际上，现实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可能要比这个更加邪乎。不然如何来解答那些不断曝光的奇闻呢？

　　连科出生在河南农村，对农村人的生活和历史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他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忘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人，他总是对那些曾经在他眼睛前面出现过的人和事，无法忘却。他的很多创作念头就此滋生。

　　他的随笔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不愿意去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作家，与其那样，不如去干点别的。一个作家如果都是那样没有原则地按照某些模式化的观念去看问题想事情，那么他创作所传播给读者的就是更大的一种迷雾。

　　这当中当然也涉及到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问题。我倒是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在现实主义本身，而在于我们多少年来，都无法摆脱的是一种旧有的观念，那就是作家总是要去教育人的，用这些东西去限制去“鼓励”作家，那实际上就是对作家创作个性的不尊重。

　　就在我阅读连科送我这书的时候，网络上出现了一条与连科有关的“新闻”：作家阎连科所住小区遭强拆。我本来对这样的新闻不会有兴趣，可能是因为连科的书的缘故，我也进入看了一下，结果说是记者去采访连科的时候，连科说，我相信国家要这么做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我没什么意见。一个面对逝去的时代耿耿于怀的作家，在现实问题面前显示出了这样的大度，这一紧一松中都是那位因为写作连头发都竖起来了也不顾的作家阎连科，这当中仿佛在说明着什么，我还一时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