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每发生恶性犯罪，按律当判死刑之时，总有呼吁减少或废除死刑的声音。参与呼吁的一开始是法学家，后来一般人文学者也参与其中，最近，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再次为废除死刑发出呼吁。

　　根据刑法学者刘仁文教授统计，现在世界上有7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在法律上或是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2011年，只有21个国家（地区）实际执行了死刑。

　　全世界逐渐废除死刑是个趋势，很多数据表明，死刑对威慑犯罪、降低犯罪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而且在法理上，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也存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但在中国民间心理中，虽则相当多的人对儒家的仁义思想礼敬有加，但一涉及具体案例，普遍仍对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处罚情有独钟。有人总结出“儒表法里”是传统中国的统治术，而实际上，民间对此也存在高度认同。

　　对重刑处罚的偏好，也体现于韩非子所讲的故事里。

　　齐景公上门看望晏子，说道：“您的住宅太小了，还靠近集市，我想请您把家搬到豫章的花园里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里穷，靠近集市便于买东西吃，所以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了。”景公笑着问道：“既然您家里的人熟悉市场行情，那么一定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了？”

　　这一时期，齐景公实施的刑罚很多。晏子回答说：“断脚者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那是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是因为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道：“我大概太残暴了！”于是减少了五种刑罚。

　　韩非子对晏子的劝谏非常生气。他认为，晏子说踊贵并不是真心话，而是想借此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晏子不懂治国之道。刑罚恰当，就不要嫌受罚的人多，刑罚不当，就不要为受罚的人少感到高兴。晏子不把刑罚不当的事情告诉景公，反而以用刑太多来劝说景公，这是不懂统治术。

　　韩非子打比方说，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待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待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治国之法。

　　韩非子对晏子劝谏的解读，集中体现了严刑峻法思想。他不关心被处罚的人多还是少，而只关注到处罚是否恰当，即按照刑律，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而不是刑律本身的设置是否恰当。韩非子认为，刑律的设置是君王的权力，晏子是无权过问的，所以齐景公减少五种刑罚，韩非子便大为不满。他表面上指责晏子不懂统治术，实际上是认为晏子侵夺了齐景公的权力。他更不认为单就统治术而言，除了“硬”的一手，还有“软”的一手。

　　齐桓公喝醉后丢了帽子，觉得很丢人，三天不敢上朝。管仲说：“这是国君的耻辱，您何不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意见，开仓放粮，轻罪释放。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韩非子认为，开仓赈济穷人，是赏赐无功之人；审查囚犯把轻罪的人释放，是不惩罚有罪之人。赏赐无功之人，则民众心怀侥幸，希望从君王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之人，则民众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算是用来洗刷耻辱呢？

　　韩非子就是这样容不下一丁点仁义的举措。如果他活到今天，对废除死刑、减刑、监外执行、假释之类更为人性的举措，一定大力反对。就此意义上，在今天看来，传统法家哪里有一点法治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