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过英若诚导演:这时的觉新真正爱的是谁呢?英导没说话,只是用手指在我肩上点了一下。我想,瑞珏也是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把握了明确的人物关系,说起台词来心里就有谱了。
英若诚导演在谈这部戏和戏中的人物时,有一点,很值得记下来:“周总理一直批评北京人艺演的《雷雨》不够封建。《家》是四川,是内地,‘五四’运动刚过没几年,封建的势力是很强大的,人和人的关系、举止、声音,都要体现出‘封建社会’这个环境来。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个反封建的戏。”
这部戏在配音上的特殊在于:一,是中国的名剧,又是外国人演的。语言上既不能太“洋”,让人听了像翻译片;又不能太“土”,太中国化,使观众听了觉得不像是从这些美国演员嘴里说出来的。二,是舞台剧,又是电视片。台词本身具有舞台话剧的特点,所以配音上不能太生活化;但演员的表演又很生活,配音上不能有太多的舞台腔,让观众听了觉得别扭。
我很喜欢这些美国演员念台词的感觉。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是一部经典名剧,念台词就要有“舞台腔”,要故意夸张地去表现抑扬顿挫。他们非常真实地、非常朴实地用这些台词去表达自己的内心。那些停顿、甚至有时带些语塞的口吃,都非常自然,感觉到演员是在思想,是在选择适合的词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是非常符合生活的真实的。我在配音时,也就尽量去接近他们的风格。
美国版的《家》配好后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映过,反应都很好。这真是一次很有趣的文化交流,可惜这样的交流机会太少了。
为斯特里普的“女魔头”配音
《穿普拉达的女王》又译名《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我不知为何要用“女王”一名,因为从影片里这个人物的个性举止来看,她就是个女“魔头”。
这部影片,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看,尤其是女青年,因为影片里讲了很多时尚、名牌。但是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恰恰是“反时尚”,它控诉了时尚对人性的戕害。不过,不管怎么个主题,影片把时尚元素糅合得很好,什么观点的观众都爱看。
我配的恰恰是这个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女魔头”。
斯特里普是我最佩服的演员,给她演的角色配音,算起来这是第8部片子了,其中大部分是作为内部资料片配的,并没有公映。不过在我来说,公映不公映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工作,都要尽力配好。我想说的是,并不是配多了她的戏,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因为她是一个特别会塑造人物的演员,而且是全方位地塑造:从外形到内心,从形体到声音,她会根据角色不断地改变。
我曾配过一部她主演的《紫苑草》,她饰演的是一个过气的歌厅女歌手,因患肝癌,无法再唱,流落在纽约州一个城市的街头,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她出场时,蓬头垢面,浮肿的脸颊和眼泡,一条破围巾绕在脖子上,开起口来有气无力,一副破嗓子……天哪,这是斯特里普吗?我真是不敢相信,但是你不得不信她就是这个人物!纽约州位于美国东北部,冬天十分寒冷,戏里的她常被冻得嘴皮发僵,说话哆嗦。有一天拍戏,为了逼真,斯特里普竟然跑到冰上躺了20分钟。事后,与她演对手戏的杰克·尼科尔逊说,在镜头前把她抱在怀里时,真害怕她醒不过来了!还有一场戏:流浪街头的她偶尔进了一家酒吧,她走到话筒前想唱一曲。我知道,斯特里普本人原是个音乐剧演员,唱得很好,还演过音乐剧电影《妈妈咪呀》,但在这歌厅里,她却是声音嘶哑,荒腔走板,让人惨不忍听!而这,恰恰是戏里人物需要的。
斯特里普还有一个本事:她会在不同的戏里,根据角色要求学会说不同口音的语言。在《索菲的选择》里,她为了演一个二战后到美国的波兰妇女索菲,专门学了一口波兰话,在影片开头一段她就是说的波兰话;到了美国,因为刚学,她说的是结结巴巴、很生硬的英语;后半截她基本说的英语,但始终带波兰口音。而在《黑暗中的哭泣》这部影片里,她演的是一位澳大利亚妇女,说一口澳大利亚英语。在最新影片《铁娘子》里她扮演撒切尔夫人,竟又根据录音学了一口铁娘子的家乡口音!
我并非说我们配音也要带各地口音,因为不可能找到与原片对应的方言,只能找那种感觉。我是佩服斯特里普把语言作为一个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这是值得我们所有的配音演员和舞台、电视、电影演员们学习的。而我们配她的各个角色,就不能总是一个调子,也要跟着她的变化起变化,正像老厂长陈叙一说的:要“上天入地,紧追不舍”。
她演的“女魔头”一出场,就是一串连珠炮式的对下属发出的指令。调子不高,就像是喃喃自语,却是一口气说了七八件要下属马上去办的事,其中夹杂着呵斥、抱怨、命令、指责。语速极快,容不得对手插话解释,一下子就凸显出她在这个“王国”的霸主地位,别人对她必须唯命是从。整部片子里,她没有提高嗓门说过一句话,但是,貌似轻声细语,可语气中却有嘲笑、有讥讽、有不屑、有刻毒的咒骂,让她手下和周围的人不寒而栗。看得出,斯特里普对这个人物的准确拿捏已经到了极致!
这样的语言处理,在我的配音中也是很少遇到的,需要我细致地把握分寸。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第一天配音,全片里我的戏配完了三分之一,一切还顺利。不料那天天气特别冷,而录音棚里的暖气却开得特别高,因整个大楼是中央空调统一掌握温度,我们无法调节,录完音出来我已浑身是汗,内衣都湿透了。出了棚,冷风一吹,内热未尽,又外感风寒,第二天早上竟失声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在我也是很少碰到的事。
第二天,我只能到厂里跟导演程玉珠说不能配了。他也很着急,说把我的戏往后放放先治嗓子要紧,让别的角色的戏先配了。上午我就奔医院,吃药、打针还带喷嗓。睡了一下午,还歇了一天。两天过后,嗓子好了一些,但还听得出是哑的。这时,别人的戏都配完了。我说,就用我这哑嗓子,把我剩下的戏尽可能地录了吧,这样可以全片接起来进行鉴定。鉴定下来,若觉得戏还可以,只是声音差,那不是又过了一天半了?我的声音又可以好很多,咱在补戏的时候(每次录完全片都要鉴定,鉴定完还有个补戏环节),把那些声音不好的部分再补一次。
就这样,我勉为其难地录完了全片。鉴定结束,出现了一个出乎我意外的意见。剧中有一场戏:这“女魔头”正不可一世地出席巴黎时装年会,她丈夫突然提出跟她离婚!这打击使她十分狼狈,观众第一次看见她这样颓丧,蓬头垢面,满脸疲惫,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和光彩,说话也有气无力,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大家的意见是,这场戏决不要再补录了,因为我那哑哑的声音正好适合这时人物的状态。这真是歪打正着!也许等我嗓音恢复了,就出不来这样的感觉了。
又过了一天多,我的嗓音又恢复了不少,只要“含”着点说话,已经露不出嘶哑,而这个角色“阴阳怪气”的腔调,还真不需要我怎么使劲。于是,我又把前两天录的一部分戏重录了一遍,终于完成了全片的译制任务。
这事儿却让我想明白了一点:配音演员如果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当然很难得,是上天给的礼物,但是,配戏并不是纯卖嗓子的活儿,配出人物的内心、配出角色的“神”,那才叫“演员”。各种人物千变万化,人物内心千变万化,声音也会千变万化,只有能把握这种变化,才能配出好戏来。
(摘自《上海滩》2013年第5期、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