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爸爸和我们共同的朋友　　

　　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叫刘妈给我找了件长袖衫子穿上，还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我逗笑了。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

　　在香港，我们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伯伯家了。爸爸和陈伯伯是同道，这是一层；我外祖父在陈公三立家做过教师，教过大陈伯伯衡恪，这又是一层；陈伯伯初到香港时，陈伯母就生了病，妈妈把他家两个大女儿流求和小彭接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小孩儿玩得热火朝天。有这么上上下下的三重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他家搬过好几次，最后在九龙边一个叫Happy House的小区住得最久。到假日，妈妈开了汽车，我们就去了。爸爸和陈伯伯二人谈起来没完没了，我们也不去缠他。流求带了我们到后山上玩。我们四个跑呀，追呀，还满山探寻。广东人有将先人骨骸从坟中挖出装在坛子里若干年后再入土的风俗，有的坛子破裂，被野狗乱拖，这些人骨也能引起我们兴趣。中午回来，陈伯母听说我们竟玩起死人骨头，让我们洗了好几次手，最后还拿酒精消毒。找流求、小彭玩，是我和哥哥最开心的事。

　　第二开心的就是去弗朗士家。弗朗士是英国人，爸爸港大的同事。他家在香港岛另一面的一座小山上，养着一头驴用来驮水，养一群羊，还有奶牛、鸭子、鸡、鹅、兔子、蜜蜂，还有猫和狗，整个是个小畜牧场。后来哥哥和我都学了畜牧专业，就是这时培养的兴趣。弗朗士独身，也很风趣。有一回，他挺神秘地告诉我，他娶了个姑娘。“啊？在哪儿？”“就在我房里。”我就快跑去看，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幅古装美女国画挂在墙上。当我失望地走出来，他们都哈哈大笑。弗朗士还信誓旦旦地说，他绝对Honest，大美人就是他Wife。他要爸爸给他译个中国名字。爸爸说，你的姓译成广东话就是“裤郎屎”（裤裆屎）。我在一旁直拍手，才解了气。爸爸去世时，他正利用暑假开大货车，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往延安运送从海外募捐来的药品、物资。没想到只过了四个月，他就在香港对日作战时中弹牺牲了。近年，我曾两次去香港给父亲扫墓，也去赤柱军人坟场给他献一枝花。

　　常去的还有马鉴（字季明）伯伯家。马伯伯是爸爸在燕京的同事、好友，爸爸到港后特请他来港大教书，共同致力于香港文化教育改革。马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不少，玩不起来，但马三姐马彬口才特好，讲起《福尔摩斯》来绘声绘色的。他家房子深，光线暗，越听越紧张，把只小板凳一挪再挪，直挪到马三姐的身边，抱住她的腿。她讲的《蓝丝带》《吸血妇》等，我现在还记得。

　　爸爸的朋友陈乐素先生（陈垣公的儿子）是史学家，中药是他家祖业，在乡下有房子，我们也去过。房子里摆满大箩筐，里面都是中药。他家孩子多，我们一起玩，比我小一岁的阿超，会写大大的毛笔字。他七岁时写的一个大“寿”字，裱起来展览过。阿超的大姑姑，我们也跟着称她为大姑姐。爸爸去世之初，大姑姐住我家陪伴妈妈。每天早上，我和大姑姐同路一块儿走，我上学，她上班。她在光明报社工作，说是总经理叫萨空了，我听是“杀空了”，一定很厉害，可不敢迟到。香港沦陷后，大姑姐还常来看我们，教我们如何识别假货，避免受骗，一直关照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