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1907—2000）是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书法家、诗人、作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玉佛寺，不仅是沪上名刹，也是闻名于海内外的寺院。清光绪年间，浙江普陀山的慧根和尚至缅甸迎回大小五尊玉佛。回国途中经过上海，留下了白玉雕就的释加牟尼坐像及卧像各一尊，并募款在江湾建寺供奉。1918年，玉佛寺重建于上海普陀区安远路现址。玉佛寺的历史虽不算悠久，然而由于其先后有可成、震华、苇舫、真禅等一代高僧住持，其间又有虚云、太虚、圆瑛、谛闲等一代名僧驻锡，因而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寺院之一。 

　　赵朴初年轻时在上海走上了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与玉佛寺结下了深厚情缘。他在玉佛寺开展过许多佛教活动，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后，也一直关心玉佛寺的发展，在玉佛寺的历史上写下了许多精彩的篇章。 

　　在玉佛寺与老一辈高僧大德的交往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母亲陈慧笃信佛教。家中设有佛堂，每日早晨烧香拜佛。可能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赵朴初很小就开始信仰佛教。 

　　1920年，赵朴初来到上海求学，寄居于大姨关静之、表舅关絅之的家中。应该说，关絅之表舅对赵朴初的人生成长影响颇大。关絅之（1879—1942），湖北汉阳人，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大法官。1905年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闹公堂案”，关絅之在审理案件时不顾外国陪审员的干涉，认定中国人无罪，由此名震海内外。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公廨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1922年，关絅之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关任副会长。 

　　1928年，为抵制国民政府的庙产兴学，江浙两省佛教界在上海集会，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关絅之介绍年仅21岁的赵朴初到该会当文牍员，即从事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等工作。1929年4月，该会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赵朴初继续在此工作。由此，年轻的赵朴初与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日益频繁，并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慈善为本、普渡众生的道路。 

　　因为工作的关系，赵朴初经常陪同一些高僧大德前往玉佛寺，举办一些佛事活动，与远尘、震华、止方、苇一方丈等都有交往。抗战期间，赵朴初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星二聚餐会。由他出面组织，同时为了掩护的需要，朋友们经常在玉佛寺聚会，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非但不争分夺秒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家，反而举起屠刀挑起内战，赵朴初对此十分愤懑。1945年12月1日，云南发生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造成死4人、伤60多人的“一二·一惨案”。消息很快传至上海，上海爱国人士准备为死者举行悼念活动，但当局不准许，赵朴初等人就建议在玉佛寺以佛教徒超度亡灵形式进行悼念。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人士万余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死难烈士。主祭团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7人组成。公祭大会通过了上海各界致蒋介石和政协会议的电报，提出8项要求。会后与会人士上街游行示威。队伍沿江宁路转到南京西路，向东至外滩结束。此次活动影响很大，赵朴初全程参与并做了很多工作。 

　　1946年5月上旬，中国近代佛学界泰斗、中国佛教会创始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太虚大师受玉佛寺方丈震华法师之邀来到上海，驻锡玉佛寺直指轩。1947年2月20日，太虚大师晚年最器重的弟子、玉佛寺监院福善因染天花不治。20天后，福善的出家师、玉佛寺住持，支持太虚大师最力的震华法师也同在玉佛寺圆寂。此两事，使得大师身心深受打击，哀伤过度。在为震华法师封龛仪式上，太虚大师中风。 

　　据赵朴初回忆录记载，太虚法师在沪期间，他曾应大师召唤，多次前往拜访，并晤谈长久。赵朴初非常敬仰大师，十分推崇他的人生佛教理论，认为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希望所在。1947年3月5日，太虚大师于玉佛寺召开中国佛教整委会第七次常务会议。7日，太虚大师请人打电话再次召来赵朴初，并将自己所著的《人生佛教》一册相赠。十日后，大师示寂。赵朴初没有想到，这次在玉佛寺一会，竟是与大师永别。36年过后，赵朴初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的思想，在1983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他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年来的三条基本经验：“一、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二、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教团体，要把协助人民政府贯彻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工作重点。三、全国和地方佛教协会要积极主动地发挥桥梁作用和专业作用。”正式提出将“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正是不负太虚法师当年对他的厚望。

　　请陈毅到玉佛寺吃素餐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玉佛寺为兵营，兵荒马乱中，寺庙的香火急剧衰熄，寺内的上海佛学院也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只好给每个学员发几斗米作路费，遣散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此之前的5月2日，赵朴初与玉佛寺方丈苇舫等已经秘密组织上海佛教徒在玉佛寺举行座谈会，迎接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赵朴初还经常到玉佛寺，组织佛教徒开会，做报告，与寺僧们谈心，大事小事都谈。当时上海佛教四众没有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总体思想比较稳定，这与赵朴初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据玉佛寺的老人回忆，由于国民党军队溃败前，强行占据过寺院当作据点，解放军进入上海后自然就接管了过来，在寺庙里驻扎了一些部队。国民党还在寺院里设过一个普陀区的区公所，解放后也被人民政府接管。以后普陀区的税务所、图书馆也搬了进来。解放初期，玉佛寺反正也不做佛事，空房子很多，寺院就跟部队及其他各个单位协商，算是出租房子，多少收一点租金，也可补贴一点开销，寺院和部队、地方机关相处得不错。此外，为了养活留下来的僧人，玉佛寺方丈苇舫法师还带领僧人在全市率先办起了素餐部，并起了个应时的名字“人民食堂”，做些馒头饼子面条等素食，很便宜地卖给附近群众。因为干净、吃得饱，又花不了几个钱，较受人们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