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命运多舛

　　周慧珺经历了痛苦，也获得了新生。病痛的磨难和遭遇的不幸并未压垮周慧珺，她坚韧地挺了过来。同时，时间磨砺了她的意志，坚定了她顽强的信念，也成就了她的雄健潇洒、具有强烈的时代节奏感的书风。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慧珺的类风湿关节炎的病症经过一年的长病假趋于好转，但她的病休却使得家里收入减少，基于身体恢复和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的原因，周慧珺复又回到了塑料研究所上班。原本以为家里会好过些，却不想命运多舛。

　　其母病情加重，得了重症老年痴呆。以前周母任劳任怨，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虽身处大户人家却养成了省吃俭用的习惯，把所有好吃的都让给几个孩子吃。现在倒好，不论饿与不饿，只要是食物，拿起来就吃，甚至吃坏肚子，令人不由感叹天意弄人啊。原本穿衣体面干净，连领扣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周母，现在却随人摆弄，自己毫无知觉了。每当此时周慧珺心中犹如千万只蚂蚁钻心般地难受。其实心里痴迷糊涂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她既不知生活的艰辛，也不知家庭的变故，更不用遭受批斗的摧残，如稚童般“轻松”而“茫然无知”地活在这个世上，也算是那个年代不幸中的大幸了。

　　而此时的周志醒也已不复当年的英迈气度，蜷缩着一米八的身子，犹如干瘪的老头，两眼呆定而无神，整日一句话不说，愣愣地坐在屋角边，心中若有所思，根本看不出一点儒商的影子了。最困难时，周志醒还将家里找得到的瓶瓶罐罐、废旧纸张卖到废品站，补贴家用。生活的压力和身体上的折磨终于摧垮了这个曾经意气风发、勇闯江湖的男人，胃病屡屡发作。

　　当时，上海的“东方红书画社”开始尝试举办一些书法活动。东方红书画社原名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名朵云轩），成立于1960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木刻水印室、荣宝斋上海分店等十数家书画老店构组而成，专事书画的出版和经营。

　　1971年1月21日，为推动“工农兵书法作者通讯员活动”，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召开了工农兵业余书法爱好者座谈会，与会者达三十多人，主办者是时任上海东方红书画社编辑组负责人的周志高，由此活跃起一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工农兵通讯员”队伍，周慧珺由翁闿运和方去疾两位先生介绍而入。

　　也就从那时起，朵云轩的橱窗里，经常有周慧珺的作品展示，此后的大小市、区级展览会，每每有她的作品亮相。

　　1975年夏日过后，书画社要编写出版一本《怎样写行书》的教科书，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写作班子，由周慧珺、刘小晴、陈炳昶、杨永健组成。这本书的分工是周慧珺负责行书技法部分，刘小晴负责行书的历代主要书家介绍和行书的演变发展，陈炳昶负责行书的章法，杨永健负责插图的收集和统筹。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在当时的年代中这本书必须通俗易懂，但又不能脱离书法的实际，特别是历代书法家的介绍要有所选择（当时正在评法批儒，社会上说苏东坡是儒家）。待得此书定稿，“四人帮”已经粉碎，此书的观点明显跟不上形势，书也就没有出版。

　　1971年，一代书画大师、学者、诗人沈尹默不堪身心折磨，溘然仙逝。追悼会在西宝兴路举行，周慧珺也去送了自己的恩师最后一程。由于沈尹默的特殊身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而送别者寥寥，就连花圈也没有几个，场面悲戚万分。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象对已成年的周慧珺来说触动很深，联想起沈老对青少年书法的关怀免不了潸然泪下：两年后，周慧珺又送走了自己敬爱的拱先生。这两位为书法事业奋斗终生的老人在“文革”中横遭迫害，但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笔耕不辍。更为可惜的是，沈老生前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虽是万分痛苦却不得已将自己毕生积累的作品，乃至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藏品一撕扯成碎片，浸入洗脚盆中泡成纸浆，最后捏成团条，放进菜篮里，让儿子在夜深人静之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忌后七年，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为沈尹默平反昭雪，补办追悼会，来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