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东路和宁波路之间的山西南路，是一条小马路。344号的门牌号，现在是上海物资大厦所在地。然而，在1929年夏至1930年底，这里曾经做过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地。昔日一栋坐东朝西砖木两层沿街住宅，早已变成高楼。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起的屠刀，共产党人仍矢志不渝。特别是当时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山西南路的这幢小楼内，坚守着革命的火种，积蓄着革命力量，等待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遵守秘密工作制度

　　中共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健介绍说，1929年夏，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迁至山西南路344号，当时挂着“荣丰号”的招牌，对外声称做证券、股票生意。机关工作人员顾玉良（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长）、沈恩珍夫妇带着一个婴儿居住在二楼的后间。中央领导向忠发、李维汉、任弼时、关向应、邓中夏、罗登贤等到过此处，邓小平也来过好几趟，或开会或找其他领导谈话。管理财务的熊瑾玎几乎天天来“上班”。在此期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曾找过李硕勋在此商谈领导发动江苏的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如何使党组织安全地存在下去并开展工作，尤其是党的高层机关要安全运转，成为重要问题。”张健说，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提出党员职业化，机关社会化、群众化的重要原则，要求党的机关必须以商店或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现，住机关和来往机关的人，穿着、语言、举止等都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并提出住机关的人员是要夫妇俩，不要有“革命腔”。山西南路上的这个中共中央机关，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设立、运转的，共产党的领导就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工作中心先在城市

　　山西南路位于黄浦区中部，南起福州路，北至南苏州路。长729米，清咸丰十年（1860年）后筑，名老闸路。今北京东路至宁波路段又称源远街，1946年改今名，沿路为住宅，设有商店，原“荣丰号”就位于今北京东路口。虽然344号早已高耸着物资大厦，但左边的民宅依旧保留着老式弄堂的格局。早期的中共中央曾长期驻扎上海，并以上海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蕴含着诸多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近代中国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桥头堡”和“领头羊”，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当时的“荣丰号”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使命顽强坚持的不灭火种。

　　中央指示传递四方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机构缩小了，人员也精简了。当时中央的重要文件一般都由周恩来亲自起草，哪个文件要油印，哪个文件要铅印，周恩来常给予具体指导。中央发给各地的指示，均从这里发出。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说，1929年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山西南路344号之前，还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即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无数共产党人及追随者倒在了血泊中。尽管危机四伏，血雨腥风，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了理想与信念。

　　就是在1929年夏至1930年底这段日子里，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与上海有关的大事件相继发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其中的每一件大事，又几乎都有着山西南路344号的影子：1929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确定了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等各项任务；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