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老家的时候，距离产生美，电话里一派父慈子孝；距离也产生了失控，吴果快30岁了不结婚，还在鼓捣什么创业，父母虽有怨言，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他们来到身边，一家人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还是狭小的出租屋，各种矛盾一触即发。

　　“每天要回家吃晚饭，不回来要告诉我们去了哪儿，晚上10点前必须要回家。”“给你安排了一个同乡的姑娘相亲，周末去见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最近开始报名了，你去试试”……爸妈唠叨的内容，吴果几乎能背出来，而且往往是命令的语气，一如对待小时候的自己。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分析，父母干预孩子的生活，实际上是觉得自己还要为孩子的生活负责。“中国的父母希望自己对孩子永远是有用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不是‘有限责任公司’，而是‘无限责任公司’”。

　　在西方社会，约定俗成孩子在18岁就应该实现与父母的“分离”。一部美剧中有个情节，孩子前脚去上大学，父母后脚就把他的卧室改装成健身房兼按摩浴房，“终于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但18岁成人，这个时间节点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父母与孩子不会因为一场成人礼，产生心理上的分离。中国常见的情况是，夫妻关系弱于亲子关系。孩子一旦离家上大学、工作，在家的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不知道干些什么。没事干，又是新年，那就去看看孩子吧。吴果的爸妈在大都市不认识其他任何人，四只眼睛从早上一睁开，就盯着吴果。家里的柜子、抽屉他们一一整理，吓得吴果赶紧把“父母不宜”的物件都锁到了办公室。

　　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给已经是成年人的孩子带来了生活边界和心理边界的双重入侵。他们忽略了两件事：一是环境变了——时代不同了，过去的生活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当下；二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父母“求稳”，希望孩子从A到B不走弯路，但今天，稳定并不是第一要义，能力才是立足的资本，孩子可能恰恰需要跌倒后再爬起来，才能走得更稳。

　　两代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标准也是不同的：父母成长于物质贫瘠的年代，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估，通常有关温饱，无关梦想；而年轻人承担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

　　无法沟通的根本矛盾，在于两代人、两地人眼中“好”的标准不同。在大城市工作的孩子觉得，“好”就是“做自己”；在家乡的父母觉得，“好”应该是“过上大家认可的生活”。

　　父母不断指责孩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按照父母理想的方式生活，这让他们无比焦虑。他们需要不断唠叨，让孩子来分担这种焦虑。就像中国父母表扬孩子的常用语，“你家孩子多省心啊”——“省心”的背后，孩子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只是符合父母的期望。可能还会上升到一种情感绑架——爸妈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要我们这个年纪为你操心，多么不孝顺。

　　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孩子是否一定要为父母的情绪埋单，值得商榷。

　　孩子成人之后的亲子关系，考验的不是父母，而是孩子。孩子可以用“弱”的方式去表达感受，比如，“妈，你不要再说了，你这样说我也很难受”。当你温柔地坚持久了，父母可能就会习惯；当你足够坚定的时候，你也就真正像个大人了。好的标准不是皆大欢喜，而是学会怎么坚持自己，并为自己的坚持负责。

　　需要提醒父母的是，替孩子作选择是存在风险的，一旦这个选择出了问题，孩子都会责怪你，而你也无法对孩子的一生负责。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