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史安俐正在比利时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管理干部的国际培训班。“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月经颜色不好，而且很少，乳房一摸摸出来麻袋片一样的边界不清的肿块。我马上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的乳腺中心做检查。”得知自己病情后，她跑出病房，在马路上痛哭。

　　回国后的手术顺利而猛烈，史安俐的左乳、胸大肌、胸小肌、淋巴被切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整整17个年头，史安俐从不和别人说自己得病的事儿。直到2003年，她被查出直结肠癌。内心的不痛快、无法排解的抑郁，让她拿起电话，拨给了老朋友、原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本来想寻求安慰，结果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又得了，我还指望着你给我们协会做两癌筛查呢。”　　

　　那个电话的后半段内容主要谈论的却是另一个女人，刚刚查出晚期结肠癌的、徐光炜的老伴儿。徐教授最后说：“我们夫妻俩都70多岁了，你忍心让我们还这么累管着协会吗？”

　　就是15年前的那个电话，那次快乐而“有预谋”的工作交接，让史安俐走上与肿瘤拔河的奋斗之路。

　　2013年，史安俐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在南非召开的第17届全球乳癌患者支持者大会，全程流利的英文和高度的专业素养赢得极高评价。“咱们中国人就是聪明，有心人就能做成事儿。他们当时只是让中国主办下一届的亚太会议。我当时心想：嘿，小看我们！还亚太？我们要办就办全球大会！”

　　最终，2015年的中国，第18届全球乳癌患者支持者大会成功举办。但也就是在那一年，史安俐的另一侧乳房又发现病变，癌症第三次拜访这位精神抖擞的神奇老太。

　　“我外婆是乳腺癌，我父亲是胃癌，可能确实有遗传的因素，但我身体底子好，体操、游泳、跳芭蕾、滑冰，哎呦呵，冰刀好几个呢，只要坚持就是胜利。”

　　史安俐今天的生活，用“精彩”形容毫不为过，可能还要加上“奔忙”两个字。她去美国波士顿参加中美健康高峰论坛，清晨七点多起床，微信给朋友发了20多张会议现场的图片，穿灰色西服或者蓝色衬衫的合影，街头或者海边红色衬衫的自拍美照。每一次这样的幸福轰炸后，朋友一定会收到她发自内心的两个字：分享。

　　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