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达成

　　这一段日子，心里一直沉甸甸的，传报噩耗的电话无情而又残酷，我所敬重的文汇老报人相继离去，上回是主将梅朵，这次是主帅马达，还说他最后时刻豁达依旧，遗言是“笑别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在马达手下工作十多年，他离休后又和我在同一小区住了十一年，有过很多接触和交谈，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的知人善任、爱兵如子，对报社的年轻人乃至每个人关怀备至，鼓励你、鞭策你像他那样在工作中马达飞转，豪情万丈。他虽然叱咤风云，偶有冲天一怒、雷霆万钧，但更多时却是和煦阳光、化雨春风。 

　　1977年，马达刚到报社走马上任，我还在《笔会》，没和他接触过。其间，我随作家访问团去青岛回来，写了篇散文《贝壳与诗》，第二天主笔就转告说，“马达夸你写得好，很有感情”，我有点受宠若惊。三年后，被梅朵挖到《文汇月刊》工作，报社一位跟马达交流甚多的大牌记者，跟我关系不错，也几次对我说：“老马很赏识你，有才气，又有工作激情。”我虽感欣慰，更感到一种压力和鞭策。我跟马达也熟悉起来，他在走廊里、食堂里见到我就问，“最近在写什么呀？要忙里偷闲坚持，写作、组稿两不误。”还叮嘱说，“《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要有分量，要做到每期有一篇能打响！”而在中国足球难得风光的1981年，我在武汉组稿途中，奉命到北京赶写的《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似乎感染、打动了他，在最后一场生死决战前又让我赶到广州，写好续篇后，马达在小样上密密麻麻地作了改动，并叫我晚上到他办公室一起看球，准备第二天出一个整版。但最后比赛以0比1告败，马达长叹一声，好一会才心有不甘地问：“怎么办？”我苦笑着说，“算了吧！”心里觉得很对不起老马。1984年底，老马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说：“党委同意梅朵的意见，提拔年轻人做助手，老梅曾受过很多苦，身体不好，现在太忙太累，你要替他多分担。”那年我40岁刚过，压上担子，这在当时算是破格提拔了。 

　　岁月如梭，马达在班子交接之后离休了。但人走茶不凉，他仍心系报社，经常回来看看，每个人也都像从前那样敬重他、欢迎他。而我每次去看他，他还是关切地问长问短、问这问那：“你怎么样？报社有什么情况？”他每每感叹老文汇精神的日渐淡薄和缺失：“办报还是要心无旁骛呵，现在诱惑太多，分心太多。”让我终生难忘的是1999年末，在我正高职称评定碰到麻烦时，他出手力挽狂澜。那时，我还有3年也要退休，申请正高眼前这次可能是最后机会了。专家组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这个层次上我已高票通过，但最终握有决定权的，是各大报的头头脑脑。这几年申报，我已经失败过两次，原因是只有高中文凭，必须排入“另册”，靠“双突破”闯关。粥少僧多，要靠老总们替自己人力争。情势依然很不乐观，有人表示，只有高中学历怎么能评正高？我很不服气，怎么做工作时是骨干，一到评职称就变成了负担?真让人寒心。也有点恨自己，以前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报社曾组织到区业大读夜校，解决学历，我觉得不值，放弃了。也“恨”梅朵，1985年当我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协和武汉大学联办的首届作家班时，他竟把通知函扯得粉碎，还涨红了脸怒斥道，“你作为刊物的副主编，居然好意思提这种要求。” 

　　心灰意懒，怨气冲天，我不忍心去“声讨”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梅朵，想起了相距咫尺的马达。我给老马打电话，发了通牢骚，只想宣泄一下，并不指望他佛手回天，他早已下野了啊！“别着急！”想不到，他不光安慰我，还表示要出手相助，“怎么能一概而论，一张文凭定终身？我会替你说公道话！”我后来听邱枫老师说，马达很激动，仗义执言，整整一晚上都在打电话。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只听说投票前作最后陈述时，许多老总都对我表示认可和肯定：是有作为的编辑，也是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得过上海和全国的奖项，有很多著作，也有论文。不给他评正高，说不过去，也不公平。 

　　2000年到来前的一个晚上，马达来电话了，他兴奋地说：“投票你通过了，有那么多人帮你力争，替你说话！”这就是真性情的马达，跟从前一样爱兵如子，有情有义！如今，虽说他已远去，但依然时常出现在我眼前心上！ 

　　2011年10月写于鑫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