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三军

　　1978年，我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那之前，我在徐州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从事放射诊断工作，一直偷偷憧憬“做一名外科医生”。大学毕业后我坚决地选择到上海肿瘤医院工作，现在是大肠外科医生。 

　　在近30年的从医生涯中，我深切感受到我国肿瘤医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首先是恶性肿瘤治疗的理念转变。具体说来，是恶性肿瘤的治疗从非专科化到专科化、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综合治疗、从群体化到个体化治疗。肿瘤医院成立之初，只有一个肿瘤外科，以后逐渐以人体部位建立了几个独立的肿瘤外科。我们以前治疗肿瘤更多的时候是单打独斗，2005年肿瘤医院成立单病种多学科协作组以来，我们在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前不同的病人用的药物和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有些病人有效，有些病人效果欠佳，而我们无法在治疗之前预测疗效。现在我们开始有了一些办法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疗效，不同的病人给予不同的治疗。比如我们通过检测K-ras基因是否突变，来预测病人如果接受西妥昔单抗靶向治疗是否有效，我们也开展了研究，试图通过检测肿瘤基因表达的情况来预测直肠癌放疗的效果。我们开始迈进了个体化治疗的时代，可以给予患者更加精确有效的治疗，从而避免无效甚至有害的治疗。 

　　其次是我国肿瘤诊治的水平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美国参观访问学习的时候，觉得我们无论在医疗设备、诊治技术和治疗理念方面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差距。随着国家的昌盛、国际交流的增多，我们开始缩小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开始能够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指南，开展比较规范的肿瘤的诊疗。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与世界最著名的肿瘤中心的专家在一起讨论、探索、研究，我们在直肠癌新辅助治疗、手术治疗方面，西方国家的专家也坦陈有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 

　　第三，我们更加重视恶性肿瘤的预防、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美国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大肠癌的早期筛查可以显著降低人群大肠癌的死亡率。我们从2008年起也开展了大肠癌的社区筛查工作，基于我们的这项工作，2011年上海市政府将45岁以上人群的肠癌社区筛查列为市政府三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 

　　一路走来，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热爱这份事业，也因为病人和他们家属带给自己的感动。我一直记得一位直肠癌女患者，接连被上海市内两家知名医院“判”了死刑。但丈夫认准一个死理，“全上海都说没治了我们才不治。”肿瘤医院已是夫妇俩求诊的第三家，我听了情况介绍，有点犯难：从个人的判断来看，肿瘤的切除似乎还是有机会的，但既然前两家医院都说不行，倘若“逞强”而没治好，岂不砸了牌子？没有当场答应帮病人做手术。第二天，病人丈夫又跑来找我，我注意到他的裤管从鞋面到膝盖溅满了污泥，一问，原来丈夫听说癞蛤蟆对肿瘤有疗效，一早从市区跑到浦东三林塘捉了十几只癞蛤蟆，恰好遇上雷阵雨，就变成这副模样。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当即决定为他妻子做手术。后来肿瘤切除顺利，病人一直活到现在。 

　　每次做完一台手术，我都会很开心。希望这一次又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改变一个病人的命运。(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主任) 

　　明请读一篇《联合作战胜于单打独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