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奸”必以“法”治之，民“穷”则思“盗”脱贫。所以，常人总认为“用法除奸”、“为民清盗”是理所当然的好事。

　　但明代有个叫陈俶的人，却在一篇奏章中说：“民穷则盗起，为民清盗，而驱民于盗者更多；法玩则奸生，用法除奸，而借法行奸者益众。”此话对两者的辩证关系分析得很透，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正视。“民穷则盗起”，“法玩则奸生”，此话或许都不错。民要脱贫，但你光是“清盗”（抓贼）不一定能消除民众贫穷，“贼”可能反而会越抓越多。奸恶要打，但用“枉法”的手段“除奸”，难免造成新的行奸者。有人评论陈俶上述一番话，“语语沉痛，实能道出衰时弊政，不能徒赏其文字之功也。”事见清人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