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开垒先生大名，早从父辈口中听得烂熟，但我当年是个中学生，无缘见得。上高一时我曾向《文汇报》投稿，退稿信上有两行手写的字，内容早忘了，只记得被鼓励的暖意。签名只一个“徐”，始终不知是否“笔会”主编的他？

　　2011年春寒料峭的日子，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丁锡满新著研讨会，徐老冒着风雨而来，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面容清癯，思维敏捷，全然看不出已是期颐之年。我犹豫再三，在会后走到他面前，还未等我开口，他说，一直看到你文章，别人说这名字是男的，我猜是女士，果然是。

　　没多久父亲要寄书给徐老，我自告奋勇上门去送。2011年3月6日，细雨霏霏的午后，我敲开了徐老的门，他说，原来侬是老朋友的囡！侬要叫我伯伯！徐老捧着书翻来覆去地看，说，这篇，那篇，是发在当年《文汇报》副刊上的。他又翻我的《爱满天下》，饶有兴趣地读那篇《何必行色匆匆》，他说，人生实为行色匆匆，谁都如此。

　　徐老与巴金、冰心等老一辈作家都保持着真挚的情谊，用他的话说，有多少文章应该写，能够写啊，但他近年却无法提笔了。何为、梅朵先生去世，他夜不成寐，几次握笔在手，却不能成文，满腹痛楚化作老泪纵横。他只能整理出老友30多封信一一重读，作为最后告别。

　　徐老说，现在最痛苦的是想写而无法写，没人帮。我建议请个助手口述，徐老摇摇头说，一辈子用笔，不习惯讲，也没法讲。“我来当志愿者”，我真心想帮他。他笑笑说，写作时，思维随时迸发火花，不可能等你来，你也不可能24小时在我身边。他指着墙上的曾敏之书法说，最近收到他信，多年朋友，怎可不回信！写了几次，好不容易写了一张小笺，字越写越小，挤成一堆，自己都看不清，这是最后一封回信了！徐老眼中闪着莹莹的泪光。

　　喜欢写作的我，十分能体会他的心情。写文章有时是个痛苦的过程，斟字酌句不用说，有时想写却词不达意，有时能写却不能尽言，说一字、一句逼死读书人，也不为过。对于徐老这样写了一辈子的大作家，思维清晰却无法成文，无疑如剥夺了生存权一样，残忍之极！

　　徐老在同去的孩子纪念册上写下了一段话：“知道你十岁开始发表文章，而且写日记，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舞！你比我更早迈出文学写作第一步！我要向你学习！我虽然已活到九十岁，但我觉得还应该向现实世界进一步了解，我这样才能无愧于我的前辈和老师！”对一个10岁的孩子，他捧出一颗真诚的心。看着徐老亲切的面容，读着如此真实却难以辨认的文字，握着他如今已无力的双手，我无法抑制感动的泪。我向徐老，我的开垒伯伯，深深地，深深地鞠下躬去。

　　临走，徐老亲自开门，送出门口，不管我再三劝阻，送下三楼。我们走到一楼，他还俯在楼梯口看着，挥着手。捧着他的赠书，望着他的身影，耳畔响着他的叹息，感受着他的无奈和寂寞，我很想为他做些什么，但，我能做什么呢？

　　还没等我想好该做些什么，徐老悄然走了。人活着，总以为有些事可以等。日子一天天地过，总以为有些人可以明天去见，一转眼，徐老已走了一年！人生孤独，相依难得，但徐老留下的那种美丽的流动，会在人们的心田里永驻。犹如夜色越深沉，星光越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