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生院对面，11号楼和文教楼之间有条小巷，它通向一个两层的幼儿园。幼儿园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墙木顶轻瓦房，81名在蓝色小床上午睡的孩子被垮塌的屋顶盖住。小孩很快就被抱了过来，但这些只有几岁的孩子生命力极为脆弱，一小块砖的打击就会致命。崔彬记得“最开始抱过来的四个都伤得很重，有两个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家长抱着身子还暖和的孩子，苦苦哀求。医生做了胸外按压，但无济于事。

　　蒲倩在福堂坝接到的第一个病人也是幼儿园的小孩。她知道孩子已经断气了，但可怜的母亲不断恳求蒲倩抢救她的儿子。蒲倩就在小尸体上做着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安慰母亲破碎的心。

　　临时团队开始行动，这个长距离的疏散并不容易

　　并不是人人都像秀坪街上的人那样幸运，跑几十米就能获得安全。有时为了获得一块较为平坦之地，人们需要历经千辛万苦。

　　在岷江西岸的老街村，王学文需要跨江才能回家。老虎嘴的堰塞湖让下游的岷江断流，但江中的泥浆很多。他找了根木棍做拐杖，踩着滑溜溜的石头慢慢走过了河床。

　　东岸收费站困住的32人倒是很快组织起来，食品统一管理，从办公室搬出了桌椅、被子和毛毯，找材料搭建遮雨棚。前后几百米的公路都被巨大的塌方堵死，他们准备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王学文的大儿媳陈顺秀也困在这里，她指出，这里地势低洼，如果堰塞湖垮塌，这里将会被洪水淹没。第二天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地质专家李林查看地形后同意这个看法，他们需要立刻转移。老街村就在他们对面的山上，但他们要完成一组复杂的动作：先横跨岷江，向下游走几百米，再横跨一次，回到塌方后的二级公路上，才能到达老街村。

　　临时团队开始行动，这个长距离的疏散并不容易。已经到达老街村的王学文看到他们后，走到江边盯着上游警戒，催促他们走快点。很快，“有人将手里的毛毯扔了”，那些外乡人不必担心挨饿受冻，他们会在老街村得到很好的照顾。

　　对埋在废墟深处的人来说，“心理素质”，已经成为考验他们的最重要的一关

　　但是镇子里超过一半的人口却无法疏散，他们被困在废墟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立刻就失去了生命，还活着的人暂时指望不上那些逃命的人，他们得靠自己。

　　张仕力的妻子陈玉琼走到三楼后，发现二楼的垮塌阻断了楼梯。她把窗帘布绑在窗口，自己顺着窗帘布滑下，中间脱手使她的脚扭伤了，但一心要逃命的念头占据了头脑，她没感觉到疼痛，而是飞奔而去。她外甥媳妇在后面跟着滑下地时，发现她已不见踪影。

　　卫生院的张华芬住在建设银行的四楼，她的处境和陈玉琼几乎一模一样。她用的是床单，但打的结不够紧，在她降到一半时松开了。张华芬摔在地上，腰部受伤，成为卫生院两名受伤员工之一。不过，没有谁的幸运比得上代剑军看到的那个人。灰尘散开，代剑军跑到新单身楼寻找妻子王倩。那栋楼已经摔得“不成形”，找不出完整的碎块——除了六层楼顶一段折断拱起的天花板。他惊讶地看到，从这个拱起像尖屋顶的地方，一个人“特别镇定、安安稳稳地走出来了”，更想象不到的是，那个人还“带着他的手提电脑”！

　　对埋在废墟深处的人来说，“心理素质”，已经成为考验他们的最重要的一关。这是他们从未感受，甚至想象过的处境。电厂修配分厂的刘红英被新单身楼的废墟压在休息室里。后来她回忆说：“主震过去后，废墟里漆黑一片，静得可怕。更可怕的是刚开始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听到四周传来的呻吟声。这些声音有的像叹息，有的像喘粗气，还有一种像重重的打嗝声。没过多久，所有的声音都渐渐减弱，周围再没动静了。现在想来，那些打嗝声，应该是活人临死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太可怕了。”

　　不远处，电厂办公大楼废墟下的幸存者们处境要好一些，他们至少能互相分担黑暗和恐惧。通过喊话，马元江、虞锦华、牟玉雷、李科、李平华、龙建立这六个人互相联络上了。最外面的龙建立能看到一丝光线，他利用一把小刀和手边的水泥块，慢慢敲出了一个小洞，但洞口被钢筋挡住。更深一点的地方是李平华，他也能看见一点点亮光，虽然没有小刀，但下面的李科把自己的小手电给了他，他开始徒手慢慢扒开前面的小碎块。和李科在一起的牟玉雷则靠扭动让身体周围的空间宽松了一点。更深处的虞锦华和马元江关注着自救的进展。两人动弹不得，并和其他四个人离得较远，他们得另想办法。

　　马元江只有左腿可以活动，连呼吸都有些困难。这种挤压本来会让他血液流通不畅，不过，他现在头低脚高，这可以帮助血液流向大脑，保持清醒。他回忆说：“我扩充空间的努力失败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消耗，首先强制自己适应废墟下的恶劣环境，甚至还一再告诫自己‘喜欢这里’。嘴里默默地念着，就像虔诚的教徒念经一样，逐渐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让身心合一，忘却肉体的疼痛。我的心情渐渐稳定、平静了，身体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

　　压在映电宾馆下的蒋雨航也不是一个人，和他同屋的两名同事都活了下来。他的头被碎砖块埋住，但倒扣过来的床架和身体之间还有一些缝隙。现在，他的下铺变成了他的上铺，另一个同事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只听到他急促的呼吸。20岁的蒋雨航性格沉稳，他在母亲工作的贵州凯里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长大，这所学校由凯里的卫生学校和其他几个学校合并而来，他在耳濡目染下了解了一些医疗知识。现在他必须少说话、控制小便、不流泪，为身体节省每一滴水。上面的同事哭着喊疼，又不停呼救。他慢慢扒开身边的碎块，手伸上去握住了同事的手。急躁的同事安静了下来，但很快又变得烦躁不安，这让他撑不了多久。

　　有的废墟幸存者和外面的人玩起了心理战。电厂11号楼喊救命的人很多，有人说：“把我救出去给10万！”但废墟下马上有人喊出了20万。废墟下此起彼伏的呻吟和呼救让一些人镇定下来，他们的勇气开始被唤醒。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孩子。

　　“小学全垮了！”这个凄厉的喊叫声惊醒了很多人。报信的人是卫生院药房的张医师，正要去小学寻找女儿的董成云看到他“从小学那边光脚就跑了过来，脚被石子、玻璃划出血，哭着说，小学已经垮完了”。

　　进小学的道路被电厂办公大楼的庞大废墟完全堵住，董成云向一个背孩子出来的家长问明学校的方位，从废墟上翻了过去。他一口气跑到小学，感觉到达时地震“最多过去5分钟”。

　　操场上已经有50多名救援者。烟草物流中心和小学只隔着几块菜地，10多名物流中心的年轻人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出租车司机、小河边组村民杨云兰的女婿王政洪和10多个司机以及拉丝厂工人一起赶了过来，这个当了4年坦克兵的人光着膀子上了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