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史馆结缘，“缘”于一套丛书，也可以说是“缘”于一个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即与萧乾先生相识，因翻译事时常有书信往来。1990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意欲联合各地文史馆，举全国文史馆馆员之力、编撰一套《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并决定将该丛书的编辑部设在上海文史馆。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萧乾想到了我这个在文字校阅方面近乎偏执、当时赋闲在家的老友，遂向时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的王国忠力荐我来做这个编辑部主任。由此，开始了我与上海文史馆一段长达廿二载的不解情缘。

　　王国忠馆长当时对我并不了解，在得到萧乾先生的推荐意见后，他并没有马上就把我招至麾下，而是让人带着一叠待校读的文稿到我住处，名曰拜访，实则考察我的编审能力。我顺利“过关”，编审能力获得馆长首肯。记得在随后的一次工作面谈中，王国忠馆长还曾打趣我说，编笔记丛书是一份苦差事，你是“自投罗网”啊！

　　我很快就体会到了王国忠馆长所说的“苦”绝非妄言。1991年2月我受聘为馆员，和别的馆员进馆更多的是享受一种荣誉认定不同，我的入馆，从一开始，就是带着鲜明“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尽心尽力编好笔记丛书。为实现这一目的，在从1991年初开始到1993年最终完成总50册、凡600万字《丛书》编撰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丝毫不敢懈怠，以日均万字的审校速度，可见这其中的工作强度。有时候，为了一篇稿子中的一个人名的真伪、地名的确切与否，我都会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或四处求助于友人专家，常常弄得自己筋疲力尽。文史馆员是不用“坐班”的，我却因为肩负“主任”重责，时常在编辑部与家之间“两点一线，弄得“馆”与“家”不分。

　　人常说要苦中作乐，在编辑《丛书》的七百多个日夜里，我常常是苦乐相济，但总的来说，这份“苦差”带给我的“乐”是多于“苦”的。为了统筹协调各地馆的编辑工作，我常奔波于不同省市，每到一处，当地文化、统战部门都像接待“中央大员”一样把我们奉若上宾。记得1991年的冬天，我赶赴新疆自治区协调稿件事宜，自治区分管统战工作的秘书长特地安排汽车来机场接我，并将车子直接开到了飞机场的停机坪上，让我生平第一次享受了一回国家领导人的礼遇。

　　1991年的春夏之交，《丛书》第一辑接近完工，定稿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我记得6月9日那一天，会议间隙，《丛书》主编萧乾先生携夫人文洁若与上海编辑部的同志同游桂林，泛舟漓江，当时同游的还有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吴空。在船上时，有人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并安排了两张椅子给萧乾先生与夫人就坐以示尊敬。萧乾先生十分谦逊，执意要与我并排就坐而让夫人站在身后，算是对我辛苦工作的一种肯定与致谢，我十分惭愧，觉得功劳是大家的，不愿接受他的美意，萧先生坚持再三，最终还是坐在了一起，留下珍贵的一瞬。这张合影我至今完好保存于影集中，并不时翻出，重温当日之感动与温馨。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书法心语：乐在存美梦，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