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发生多起精神疾病患者枪击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去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尤其令人震惊：20岁青年亚当·兰扎在枪杀26人后自杀，受害者包括20名一年级小学生和兰扎的母亲。
经调查，兰扎患有人格障碍，但事前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暴力倾向。此案促发美国社会对精神卫生保健体系进行反思，奥巴马总统也呼吁：“是时候让精神疾病走出阴影了。”
保健体系不健全
大量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现行精神卫生保健体系脆弱不堪：只有四成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得到治疗；现有公共医疗机构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的病床数量仅为５０年前的５％；２００９年以来精神卫生保健体系共削减国家级基金４３.５亿美元；囚犯中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比例高达２０％；住在救助站的成人中四分之一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当然，人们并非呼吁重返５０年前的体系，那个年代，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长期关在精神病院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关闭大批精神病院，并有意建立社区治疗体系，试图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问题是，社区治疗体系一直停留在计划中，从未成为现实。因为这个项目建立在优质社区基础上，追求优质治疗效果，相比直接把患者关进精神病院，成本要高很多。
密歇根州立大学精神病教授、前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人弗兰克·奥克伯格说，尽管如此，精神病院无论对病人还是雇员都有很多负面作用，应当关闭。
除了病床严重不足外，极少有公共项目为濒临精神崩溃的危险病人提供支持或预防性看护。病人家属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一步步滑向深渊却一筹莫展，尤其是当病人不认为自己有病而拒绝帮助时。
“精神卫生体系与其他卫生体系不同，除非病人陷入精神危机，否则不会进行干预。”国家精神疾病联合会政策和法律事务负责人罗恩·霍恩伯格说，“眼下早期鉴定、干预和持续看护尚未普及，如果等到病人出现危机后才进行干预，可能付出惨痛代价。可这就是美国多数地区精神卫生保健体系的现状。”
强制治疗惹争议
对很多精神疾病患者的亲属来说，最大的困扰是要不要让患者接受强制性治疗。
一些州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性治疗设有前提：只有当病人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实际伤害后才能强制送医。因此，许多家庭成员被告知，如果他们认为病人确实亟需治疗而病人自己不愿就医，那么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编造患者伤人的谎言。
另一些人则认为，强制性治疗常常没有效果，只会让病人和家人、朋友关系日益疏远，现行的高门槛合情合理，放松标准可能侵犯民权。
每当发生类似桑迪胡克小学的枪杀案件，要求修改法律、放宽强制性治疗标准的呼声就会异常高涨。但《精神卫生法》法律顾问伊拉·伯尼姆认为，这个问题无关法律，而是精神卫生保健体系自身的问题。精神疾病患者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危险分子，要在他们做出错误行为前就分辨出来，难度很大。
事实上，研究表明，患有精神疾病者往往更容易成为暴力受害者，而非实施者。伯尼姆和许多精神卫生社团成员支持对病人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并建立有据可查的病历。
现在，越来越多项目采用“外展社区治疗”理念，即由专业团队对病人提供心理辅导、危机干预、生活技能培训等服务，将医院职能转移到社区，打造“没有围墙的医院”。
在这场是否该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性治疗的大辩论中，Ｅ·富勒·托里是另一阵营的主将。他是“治疗倡议中心”创始人，著有《非理性辩护：美国治疗严重精神病的失败危及公民》一书。他从１９８７年起汇编由精神病患者导致的“可预防悲剧”数据库，据他统计，仅过去１０年就发生近４０００起案例。
他认为，社会舆论导向过于偏向公民自由，人们太过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却忽视其病情恶化可能带来的危险，而病人又对病情发展一无所知，拒绝接受治疗。
他说：“必须扫清法律障碍，这样才能在未征得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病人做出可怕事情之前，对其行为进行评估。而且得有充足床位，现在的床位数量低于最低需求。”
帕蒂·萨克相信，有时采取非自愿性措施是必须的。她的女儿丽萨从１９岁起出现精神病症状，至今已有１７年。丽萨时常伤害自己，曾流浪街头，遭遇强暴和殴打，多次因吸毒过量或精神极度紧张被送进医院。但她不愿治疗，因为药物有副作用，会让人发胖。
萨克无力说服女儿自愿接受治疗，只好于２００２年诉诸纽约法庭，获得一纸判决，对女儿进行“辅助性强制门诊治疗”。
治疗对丽萨起了作用，在医生帮助下，她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梦想上。她开始教孩子们游泳，这是她从小就想做的事情。她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对自己的病情也比较清醒，知道何时可能又要发作。
试让患者“软着陆”
不过，“辅助性强制门诊治疗”并非对每个人都有效。纽约剧作家安受精神疾病困扰多年，对她来说，住院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今年６月她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她正处于精神危机中，立即安排她住院。整个过程中，她一会被推进心理治疗室，一会被送到药房，陷入混乱和恐惧。尽管她知道自己不应该独处，但还是悄悄结账出院。
她去了纽约联合广场附近一处普通排屋，那里是“纽约城降落伞”试点项目开设的两家“间歇中心”之一，专门为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在这里一切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你吃药。中心宗旨是：以人为本，将病情遏制在发作早期，让病人实现“软着陆”，就像项目名称所说的“降落伞”那样。
“它为接近危机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了住院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纽约健康和精神卫生部助理专员特里什·马尔希克说。
“降落伞”项目得到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一项联邦创新基金资助，另外还有８个合作方提供赞助。马尔希克认为，中心最大特色是工作团队的人员组合，每个团队包括一名社工、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对访客的痛苦感同身受，能更有效地帮助访客走出危机。
安说，“间歇中心”是她的理想之地。“我有自己的房间，一个私人衣柜，一间独立卫生间。我知道自己的行李在哪里，如果要离开随时可以走，我感到松弛。”
“自主决定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让一个人有尊严，成为自己的主人。”中心心理辅导员大卫说。他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对住院治疗和精神卫生保健体系有切身体会。
纽约健康和精神卫生部项目经理杰米·耐克尔斯说，眼下这还是一个试点项目，如果评估结果令人满意，希望它能进入国家医疗补助服务系统，不再仰仗联邦基金扶持。从目前运营情况来看，中心每天每人的运营成本是２７２美元，仅为纽约精神病院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