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珍贵花卉，它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誉，历来被作为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每到观赏佳季，人们都情不自禁会想起河南的“洛阳牡丹”。然而，过去上海的“法华牡丹”却几乎与之齐名。

　　“沪西首镇”的崛起

　　上海中心城区西部，古时候流淌着一条法华浜（也称李漎泾、漎溪），曲折蜿蜒十余里，北接吴淞江，南通肇嘉浜（今肇嘉浜路）、蒲汇塘(今蒲汇塘路)。起初两岸人烟稀少，只有过往的船夫在此歇脚。

　　北宋开宝三年(970年)，法华浜北岸造起法华禅寺(今法华镇路525号)；崇宁元年(1102年)，南岸造起观音慈报禅院，后来改名观音禅寺(今新华路650号)。寺院的建成，促使人口向这里靠拢，慢慢聚为村落，并叫做法华巷。

　　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许多北方富户移居法华巷，宅院、商肆皆以法华禅寺为中心，沿法华浜东西两侧扩展。于是，这里出现集市，吸引了附近乡民和外埠小贩；而上海县，直到元初才诞生。所以，民间流传着“先有法华镇，后有上海城”之说。

　　明代嘉靖年间，随着商业经济的兴旺，这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市镇，街道绵延约三里(今淮海西路至凯旋路)。法华禅寺以东为东镇，以西为西镇。镇内以青石板铺路，小巷纵横交错，形成街中有巷、巷中有院的建筑群；现能查考的巷名，就有同仁里、诚和里、叶家宅、王家宅、侯家巷、钱家巷、紫金巷、孙家巷、曹家栅、西沃湾、瓦屑墩等。镇内外河流交织成网，四通八达；除了法华浜外，还有西卢浦、诸安浜、曹家浜、路云浜、庄家浜、牛桥浜、新沟浜等，经吴淞江、肇嘉浜、蒲汇塘通往太湖流域。法华浜作为当地的一条干河，水面桥梁众多，东镇有众安桥、思本桥、蒋家木桥、新木桥、浑堂桥、祠堂桥、车桥等，西镇有香花桥、香店木桥、钱家木桥、王家木桥、吴家木桥、种德桥等，这大大方便了人们在镇内的通行。

　　由于街头热闹，远近商贾纷至沓来。那时，上海特产龙华水蜜桃汁多、味甜、肉软，把一根麦管插入皮中就能吸食，但缺点是采摘集中、不能久存；有的果农看到这里市口很好、交通便捷，就叫大家把桃子送过来，让客商装船运到外埠卖，结果不仅解决了困难，还寻到了商机。由此受到启发，四乡村民纺织的土布也在此集散，客商收购后分销各地。随着各业的兴盛，法华镇渐渐跃为“沪西首镇”。

　　至近代，法华浜东南口被上海租界当局堵塞，西北口也被洋商填占，它实际成了只能流水的明渠。因经费无着落一直得不到疏浚，加上两岸住户不断倾倒垃圾，河床淤浅越来越严重，原先的“黄金水道”彻底失去航运功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法华镇仍基本保持古镇风貌，沿街商铺林立，其中不乏茶馆、南货店、中药房、酱园、浑堂（浴池）、棕绷店、铁匠铺、箍桶摊等；沿河店铺通常把木桩打入法华浜，一半建在河上，俗称“河浜房子”。由于长期的壅塞，法华浜几近断流，早已肮脏不堪，以致民谣中有“龙华的桃子，法华的蚊子”之语（意为这里的蚊子像龙华水蜜桃一样出名）。在此情况下，1958年春用了一个星期，在荒地取土填平法华浜，拓筑全长近一千八百米的法华镇路，它东起淮海西路，穿越番禺路、定西路，西迄延安西路；那取土挖出的巨坑，后来就成为天山公园（初名法华公园）的人工湖泊。

　　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华镇最终融入了都市。

　　“小洛阳”的由来

　　昔日宋室南渡，不少洛阳花匠迁徙于法华浜沿岸，带来了名扬天下的“洛阳牡丹”，并加以悉心栽培。这些花匠经过不断实践，熟练应用以扬州芍药根系与“洛阳牡丹”花芽嫁接的方法，即取粗细适中的砧木，在选好接穗后进行插入式嫁接，或进行一刀式嫁接；在他们的反复尝试中，一种以盆栽为主的牡丹精品——“法华牡丹”脱颖而出。民国《法华乡志》记载：“法华牡丹”虽“初传自洛阳”，但“与洛阳不同，宜植沙土，移他处则不荣”，“必取法华土植之”。由于法华镇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优于沿海地带，“法华牡丹”得以持续繁衍。因而，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称：“法华镇之牡丹，相传自宋即有之。” 

　　明清两代，许多士绅陆续在法华镇兴建宅第，其中特别出名的为棣鄂堂(今法华镇路713号)，五间三进，内有雕龙数条的花梨木龙床，相传康熙帝南巡松江府时曾使用； 此外，嘉荫堂、承恩堂、双茶仙馆、静深书屋、遍远斋、研露斋、易安楼等也各具特色。宅主们为了营造富贵气氛，竞相在宅院内引种牡丹，使之声誉日盛。

　　那时，法华镇的私家园林以东园（也称漎溪园，在东镇）、南园（在法华禅寺南）、西园（在观音禅寺东北）和北园(也称丛桂园，在今延安西路1448弄)最为著称，它们皆大量栽植牡丹，“栽接剔治，各有其法”。邹弢的《漎溪八咏》中，有一首《殿春花墅》这样咏东园：“繁华占断洛阳春，国色天香异等伦。乡俗当年夸富贵，如何此日不骄人”；并附注曰：“殿春即牡丹，法华古镇有牡丹六十余种，传自洛阳。清乾嘉年间，漎溪园为尤，盛花开满畦”，“园主必张筵宴，邀请缙绅辈为雅集”。